其实，南街村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真的赢利了，也不在于它展现了“河南人”怎样的政治性格，而在于它所存在的方式本身是一个“混合体”，是传统政治思维模式在当代中国所结下的一个怪异品种，前者在时代精神中还有存在的土壤、空气和精神基础。河南作家李佩甫《羊的门》用最形象的方式传达出这一现象背后的中国思维，那是一张张权力、人情、利益交换的网织成的，如果没有这些，只依靠领导道德的约束，“南街村”恐怕也不会存在这么久、这么红火。它是中原文化下的典型产物，但却不仅仅是中原的，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抽象和原型。

　　一些学者认为“南街村”现象从另一层面提前给我们描绘出实现了的“共产主义”的光辉图景，最起码它提供了“纯洁”的可能性并且实现了民众共同富裕的梦想。可是，谁能知道潜流是什么样子？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民众满意(许多文学作品、电视画面用小脚老太太的诉说来强化这一“满意”效果)来衡量制度本身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更不能以此来衡量它是否符合了以人为本的现代性思维。因为这一“满意”背后涉及民众本身的素质、意识和它的历史渊源。中国民众素来以实用主义、以最眼前的利益来衡量一切，当贫困压倒一切时，能够生存、能得到温饱就是他们最高的意愿，而对所谓幸福、自由、个性的追求则退居次要位置。这种实用主义思维不只是民众的固有思维，也是意识形态的评价标准，这个“实用”不是以是否符合了“人的本性”为标准，而是以“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都是好猫”为标准。这样的话语用在解除思想束缚上、解除计划经济体制上非常恰切，但是，如果成为一切制度的标准，尤其是用在对待人性、对待在体制中生存的个体身上，又是非常可怕的。“南街村”现象以独特的方式显现出时代精神的深层危机，显现了当代文化精神对“人”的漠视和对人道主义精神的漠视，它也显示了中国当代政治思维与传统思维之间的某些暗合，这些漠视和暗合形成巨大的潜流，影响着当代精神的发展。

　　在分析“河南人”现象形成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的还有重要一点：当代文化中媒体的制造能力。通过“河南人”的话语塑造，充分展现了大众文化传播的暴力特点和对时代文化精神的影响力。“河南人”究竟是什么样子？这几乎是一个伪问题，是想象出来的产物，根本就不存在“河南人”这样一个整体形象。但是，在当代媒介的话语空间里，“河南人”是骗子、大话精、造假大王、歹徒，是肮脏、落后、愚昧的化身，不守规矩、不讲信誉、坑蒙拐骗，凡是坏事，都与“河南人”沾边。现代媒介用它无边的想象能力、极强的修辞能力和迅即的传播能力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丑陋的“河南人”形象。网络、报纸和电视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重复”为公众想象出了一个“真实”的“河南人”形象，现代媒介用这种几乎仪式化的方式提升了公众对“河南人”形象的文化认同，一旦如此，“河南人”就真的存在了。在很大程度上，媒体制造、想象了“河南人”的存在。电视、报刊、网络的充分发展，是现代信息社会、消费社会的一个大胜利。在信息社会，大众传媒是个体获得信息的重要来源。而人们的态度常常以所获得的信息为根据对目标对象做出判断。在反复传递的过程中，人的意识被强化。而媒体之于河南，好比当年的兵家，是必争之地。[15]正是媒体使“某些特定的河南人和河南问题”变成“河南人”这样一个具有整体地域特征的称呼，使“河南人”变成一个真实的存在。它不由分说地把所有河南籍的人都卷入了这场战争，并且把它上升到一种荣誉感和生存危机意识。媒体制造了“河南人”，同时也制造了一个几乎具有“意识形态”意义的神话。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中谈到“民族国家”话语的产生时说道：“民族国家认同是一种特殊的‘想象出来的社群’之风格，它的出现，是因为社会现代性的过程所催化，而从另外一个意义来看，这也是现代化‘必有’的产物：世俗的理性精神、一种根据日历而来的时间观、资本主义动力所催生的科技发展、大量的识字人口、大众传播、政治民主化与现代的民族国家。所有的这些特征总合起来也就以繁复的方式提升了对于民族国家的认同感，使其成为文化认同的最主要形式。”[16]其实，“河南人”的产生也大致依循了同样的过程。

　　“河南人”现象充分显示了媒体在我们时代的支配位置，它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制造着我们的生活，并且制造着真实。从“河南人”这一产生过程的特点，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媒体、民众包括中国的所谓现代化管理制度和中国文化离现代性到底有多远，我们还可以看到大众传播媒介对当代文化精神的巨大塑造力和固化作用，媒介的导向和媒介本身所具有的反复暗示性都会影响着民众的判断力。

　　河南所遭遇到的两种文明、两类文化的冲击并不只是河南的问题，而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外省”如何在被政治话语和民间话语“外省化”。“河南人”性格也不是只属于河南的，它是中国性格的抽象化，是一个脸谱化的存在，是以“生存”为基本起点的中国民间性格遭遇现代文明时必然产生的冲突。当一个文学研究者也理直气壮地在公开场合说，“我对河南人没好感”时[17]，我们首要思考的，不应该是“河南人”怎么了，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当前出现了什么问题，当代文化精神深层和传统文化之间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中国传统道德的正当性在当代社会遭到最严重的质疑，它使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在逐渐全球化的语境之中，民族性格正以一种突兀和充满偏见的形象和想象出现(这一现象并不能简单以一句“民族性格本身有缺陷”来归结)，它反映了一个普遍的社会思潮：民众对本土文化有明显的认同危机，这一危机不仅指涉文化向心力的衰退问题，还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被逐渐“同质化”的危机。另一方面，传统道德观念却又以极其隐性的方式存在并在现代人的工作和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带给我们的将是怎样的教训和怎样的启示，还没有被当代社会充分意识到。从这个角度讲，上世纪末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河南人”现象只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前兆。但是，有一点已经越来越明显，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不但面临着制度改革问题，也面临着人的存在问题。后者产生的问题所应引起的注意应该超过前者，这对一个政府、一个中国人来说，才有可能真正步入现代性思维之中，因为它涉及的是“人”的问题，是最本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