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阎连科、李洱、梁鸿……河南作家正在以集团军似的力量在文坛上展示自己的存在和新的面貌。与此同时，“丑陋”的河南人现象却成为了当代中国话语空间中一个无法回避的文化现象。

　　河南是中国最大的农业省份和中国最不发达的内陆省份之一，它以化石式的凝固状态呈现出中国文化的古老模式，这为河南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极具文化价值的描写对象，也成为乡土中国面临现代性时命运的缩影。

　　可以看到的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河南在历史长河中渐渐失去了中心地位，沦为了长期的“外省”和“他者”，并陷于一直试图接近中心却又不被接纳的错位与尴尬之中。

　　在媒体制造的“河南人”现象背后，中原文化的真实究竟为何？文学豫军如何实现“中原突破”？以下内容节选自梁鸿的《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这些问题由她来回答，也算是恰如其分。

　　“河南人”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化精神的深层危机

　　“河南人”的类型存在——中原文化的尴尬——民间文化性格——河南政治性格——媒体制造与文化导向——当代精神的深层矛盾

　　正在河南作家以集团军似的力量在文坛上展示自己的存在和新的面貌，就在民间文化团体、文学团体以独立、现代的姿态活跃在河南文化界时，“河南人”现象却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文化现象存在于当代中国的话语空间中，并且，和河南作家在文坛上的正面形象相反，“河南人”是以负面形象登上新世纪的中国舞台的。在这一节中，我想着重分析“河南人”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化精神之间的关系，从而考察“河南”这一外省文化空间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位置以及它所带来的启示意义。这从另一个角度对我们的论题——外省文化空间的生成——也提供了很好的个案分析：当外省文化遭遇现代文明的种种类型时，它被怎样地叙说、建构，反过来，它又以自己怎样的固有形象渗透进去，从而形成新的文化空间形态。另外，从中还可以看到同属于“外省”，南方和北方外省之间在当代文化含义和文化地位的不同。

　　从2000年或者更早时候开始，“河南人”这一几乎怪异的称呼在中国的报刊、媒介开始频繁出现，关于“河南人”的段子成百上千，在饭桌、网站、电视上以病毒的繁殖的速度增生、传播着；对“河南人”歧视的现象越来越多，有一些大型企业在招聘人才时干脆打上广告：“河南人除外”；河南的恶性事件几乎层出不穷，诈骗案、洛阳大火、郑百文事件、艾滋病村、原阳毒米等；紧接着，《解读中原》《河南人惹谁了》[1]再一次把“河南人”问题推向高潮；河南政府提出“重塑河南形象”，走过家乡的道路，到处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标语、口号；河南作家们被不断地采访，如周大新、刘震云，不得不在媒体上发表自己的看法；等等。时至今日，一切似乎已经尘埃落定，但是，当你回到生活中时，却会发现，“河南人”已经内化于中国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一个具有某种戏谑，但却充满侮辱性的称呼和比喻。

　　以地域名称来总结一方人的性格并不奇怪，像“上海人”“北京人”“天津人”等称呼古已有之，这些名词背后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含义，也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中性名词，而代表着一种性格类型、生存方式和某种评判，这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当“河南人”突然成为一个完全负性的词语出现在20世纪末的文化空间，并且被无限放大的时候，许多问题和意义就被显现了出来。作为一个文化研究者，你不得不思考这样的问题：“河南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意义上的称谓(它已经具有一套完整的文化含义)？它是如何被叙说、建构、制造出来的？它所具有的民间文化性格和政治性格与时代文化精神有哪些冲突？它反映了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性追求过程中怎样的遭遇与处境？这一遭遇与处境背后蕴含着怎样深刻的含义？它形成了什么样的新的文化空间形态，这一新的文化空间对外省作家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笔者并不准备就“河南人”现象做一般意义的探究，如公众的盲从、中国民工潮的涌动、以少数河南人的恶劣行为来代替全部河南人的形象、城乡之间日渐增大的差距与对立，等等。本文想要做的是，抛开这些外在的因素，从河南在当代的文化位置以及和时代精神之间的关系来分析“河南人”现象所产生的原因、文化背景，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文化危机。

　　中原文化在当代文化中的尴尬位置。

　　河南作家张宇曾经写过一篇名为《守望中原》的散文，他在文中这样谈及河南的文化地位问题：

　　……多年前在北京一次聚会，外地作家就问过我们河南作家这个问题，你们说说你们河南人和别处人有什么不同？我和老作家乔典运在场，我们两个四目相对，竟久久答不上话来。我一下子才发现，自己身为河南人，竟然从来没有想过河南人的特点和性格是什么？

　　人家追着问，你们就说说啥叫河南人？

　　这时候乔典运开口了，他说话有一点结巴，但是并不妨碍他出语惊人，他说这、这么说吧，一句话，河南人就是中国人的妈。

　　人们轰一下笑了。

　　马上就静下来。

　　人们在这种话语的停顿之中默认了。[2]

　　“河南人就是中国人的妈”，这句话并不能显示河南人的优越，在今天提起的时候甚至隐含着某种虚空和无力的自夸，但它却形象地指出了河南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及其文化性格所具有的原型特点。漫长的几千年封建统治是中原文明的辉煌时期，以农业文明、家国同构、儒家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北方中原文化适宜于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因此，整个封建时代，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无论它们之间的经济形态、文化形态的差别有多大，北方始终保持着政治文化的优势。但是，从20世纪中国政治制度转型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处于被审视和受质疑的地位，河南，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更表现出保守和复古的趋向。在北京、上海和南方诸省已经接受各种西方文明，到处都是声光电化的时候，北方却仍然处在封闭、保守的农耕文化之中。在这一世纪的后半叶，由于政府政策的大力倾斜，两者的冲突更加明显，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差别不是缩小了，而是在不断扩大，南方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优势，更重要的是，这种优势进而演化为一种地域优势、政治优势和文化优势。20世纪90年代深圳特区狂飙式的发展使中国人对“南方”有了更为真切的认识，“南方”成为神话，意味着金钱、自由、开放、机会、文明等，北方以一种低姿态奔向南方，在南方明丽的天空下，在新的思维、新的制度面前，北方显得落后、畏缩、贫穷，北方的传统是那么腐朽、可笑甚至可恶，错位和冲突时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