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时代的文人对因自然地理环境和政治环境不同而导致的文化不同、性格不同的现象早已注意到，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数不胜数。中国历来有北人、南人之分[5]，自古以来对各地民风民俗民性的文化典籍汗牛充栋。20世纪的文人对南人北人、各个文化区域特点也多有精辟之说[6]，鲁迅先生就曾对南人、北人有过颇为精妙的描述：“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7]等等。

　　但是，如我前面所述，在目前的话语含义中，“河南人”更多的是一种贬义的称呼。河南人的忠厚朴实、善良聪明等传统美德被忽略，而河南人身上的另外一些负面民间性格则被强化出来。起初这一称呼倾向于是对河南打工者行为和品格的否定，因为他们身上所携带的民间负性因子更加突出，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也更激烈，它并不指向一般的河南人。但是，随着这一话语的广泛使用，它就成为一个群体的特点，成为一种现实的观念和存在。媒介对“河南人”的描述总在夸张化和漫画化，它不利于我们对“河南人”现象作文化探源式的考察；相反，我们从河南作家作品中倒是可以发现一些最鲜活的河南民间文化性格。

　　鲁思·本尼迪克特在描述日本人的性格时这样写道：“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8]

　　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也说道：“在俄罗斯身上可以发现矛盾的特征：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残忍、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柔顺；信守宗教仪式和追求真理；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9]

　　本尼迪克特和别尔嘉耶夫并没有给我们描述出一个民族清晰的整体形象，这样相互抵消、相互矛盾的说法，其实显示了归结“民族性格”或某一群体特性的难度。也许每个民族、每个地域群体都有这样非常矛盾的地方。刀与菊，残暴和优美，温和与暴躁，同时并存于一个民族性格甚至存在于一个人的性格之中，这并不奇怪。在“河南人”的民间性格中，也往往表现出这样惊人的正反两面。

　　忧郁、内向与民间粗鄙的狂欢。中原农民没有郁达夫式的“士”的忧郁，也没有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忧愤深广”，在中原大地特有的地域特征和人文环境下，多是农民式的沉思默想。中原大地的单调、辽阔、荒凉、阴郁和四季的无常变化如血液般浸入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姚雪垠的《牛全德与胡萝卜》、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阎连科的《年月日》、张宇的《乡村情感》等作品都体现出这种忧郁和内向，既是作家的，也是作品人物的内在情感。“土地”和人之间不仅构成经济上的切实关联，而且也是唯一的朋友。“土地”常常和主人公对话，尤其是灵魂需要思考、做决定时，大自然是唯一可靠的交流对象，这时候，他们非常温柔羞涩、忧郁甚至充满着某种诗意。但是，同样是他们，在许多时候，却又是残忍、愚昧、麻木的，在乡村，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这样的吵架场景，妇女披散着头发，相互辱骂，男人拿着锨或镐互相厮打，非常野蛮、粗暴，而乡村的红白喜事也是展现乡村性格的最佳场所，流言、嫉妒、幸灾乐祸到处乱飞，最后以“吃个光光”来吞噬掉这文化的丑陋，师陀的《百顺街》《毒咒》等作品充分表现了中国乡村的这一性格特点。

　　“三花脸”与智性生存。“三花脸”在河南戏曲里通常指过场人物，通过插科打诨，自轻自贱，自嘲自骂，装疯卖傻，来获得一阵笑声。但是，在生活中，它却意味着通过出卖尊严和人格来获得某些利益、达成某种谅解或者获得基本的生存权。这是中国底层人，或者说每个中国人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程度上都扮演着的角色，是中国文化中“弱者”的一种生存方式。他们是猥琐的农民或底层的市民、工作人员，没有自尊，以自我贬低来获得一点生存位置。在《故乡面和花朵》中，刘震云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几个男女突然将我的麻六嫂给捺到了地上，接着就将她的裤子给扒了下来……整个过程他(麻六哥)都看到了，但是整个过程他一言不发，甚至还对那些做出这恶作剧的成年人露出一丝讨好的微笑。……一场恶作剧过去，麻六嫂提上裤子，一边系自己的裤带，也没有对众人露出懊恼，一边在那里系着自己的裤带，一边像麻老六一样对众人露出了讨好的笑容。”[10]乡村世界的这种扭曲性格不仅仅是贫穷的生活所致，它是弱者的一种自我保护，是对随时而至的灾难的一种应付，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文化性格。与“三花脸”的自戕自贱相映衬的，是弱者另外一种生存方式，那就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寻找一种平衡。李准《黄河东流去》中的徐秋斋，是乡村智者的典型，他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和权势做斗争，既赢得了胜利，同时也维护了尊严，这是在苦难之中所能采取的最好自我保护方式。这是典型的乡土智慧，是弱者的智慧，自有其精神和智慧的满足。

　　好面子与自卑自大。贾平凹在谈到写作《废都》时说：“西安的这种古都——故都——废都文化心态是极典型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西安人世间心态也恰是中国的心态。”[11]其实，这是北方的一个共同处境，穿行在开封、洛阳的小巷里，看到一个个古建筑和古遗址的残垣断壁，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没落和悲凉，也许这就是废都意识产生的原因。对北方来说，宋代帝都南迁后造成的文化、政治上的断裂是致命的。中原地气、人气越来越弱，文化上产生巨大的失落感，民众的性格走向了另一面。一方面，他们仍然努力保持它对政治的关注和对文化精神的向往(在河南民间，上学读书是基本的认识，学风甚盛)；另一方面，民众精神有一种被抽空了的疲惫，好面子(几乎到了极致)，要求人的尊严和硬性血性，但常常又不得不充当小丑来获得生存的基本条件。纯朴与狡诈、善良与冷酷并存，有时候极其忠于诚信，但是，一旦受到伤害或有利可图，则马上背信弃义。文化根源很深但是现实中底气却不足，这也是形成独特的中原人性格的原因之一。在自嘲和自卑的另一面，常常是过分的自尊和敏感，这是弱势群体最为常见的性格，也是冲突经常形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