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的“外省笔记”：河南人就是中国人的妈(4)

作者:心扉美文来源: www.xfmw.cn 时间: 2016-02-03 阅读: 次在线投稿

　　可以看出，河南民间文化性格，几乎是在弱势地位的情况下形成的，它是弱者在中国传统文明下的生存方式，它可能是可悲、可怜、可恶的，却是绝望之中的反抗。同时，这里面也体现出一个由“中心”转向“外省”的地方区域，在地位衰退之后所产生的性格变异。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这些性格的负面因素却被赋予了双重意义，一方面，它逐渐暴露出不合时宜的地方，或者说，它与日渐个性化、现代化的生存方式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冲突，正是这些性格，使得河南始终无法摆脱传统思维的因袭，使得河南民间对权力的追逐总是更为激烈，也在无形中与时代文化精神的发展趋向产生了深刻的冲突；另一方面，我们却看到，在中国当前的语境下，这种文化性格仍有它生存的基础，中国政治环境和人文环境并没有脱离传统文化的内核，每一级别的人相对高一级别的人来说，都是弱者，仍然需要各种扭曲的行为来获得自己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换句话说，中原文化的内在运行机制仍然广泛地存在于中国文化的内部，存在于中国生活的每一角落。

　　河南政治性格

　　在20世纪的中国，河南始终都是一个制造“政治神话”的地方，并且总是与负面有关。在辛亥革命时期，河南是极少数没有自治的省份之一，河南曾经是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诞生地，“大跃进”产量最高的地方，“文革”武斗最厉害的省份之一。这样一个地方，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在政治舞台上表演的机会，并且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热衷于塑造“典型”，几乎成了一种病症(这并不是河南病，而是中国病)，为了这一“典型”的发展不惜掩盖许多致命的问题，喜欢“面子”大于做实际的事情，不务实。新时期“允许少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不但制造了个人致富的机会，也制造了一批集体致富的神话。在河南，就有“四朵金花”：临颍的南街村(带头人王洪彬)、新乡县七里营乡的刘庄(史来贺)、巩义县竹林村、小冀镇东街第五村民组(刘志华)，是河南省“集体共同致富”的典型。使这“四朵金花”在中国拥有特殊声誉的不仅仅是它们以一个村庄为单位获得了巨大财富，还因为它们特殊的管理方法。这种管理方法曾经给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留下很深很深的烙印，噩梦才刚刚结束。

　　作家张宇第一次探访南街村时，发现“社会上对南街村的传说也不算谣言，南街人确实还在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东方红》，还有《社会主义好》《在北京的金山上》《社员都是向阳花》《学习雷锋好榜样》《高楼万丈平地起》等许多革命歌曲。不仅他们自己唱，更多的是在高音喇叭里播放，早上起来就放《东方红》，一整天歌声不断”[12]。作者“突袭”了一次“领导班子内部斗私会”：

　　挨批的是一个领导班子成员，他拿着一个本子，低着头红着脸，一看就知道是批评对象。……这就是南街村销售公司的总经理。其他人围坐在那里，发言很积极，争着一条一条摆事实讲道理。副村长郭全忠嗓门最大，和斗争坏人一样严厉。会场虽然不大，人也不是太多，但非常严肃，那种气氛让人感到紧张和压抑。在另外一次群众大会上，郭全忠却突然成了批评对象，郭全忠只好站出来，当众给人们检讨。事发突然，他有点慌乱，又是事实，就脸红脖子粗。台下群众先叫着批评他，接着就由他自己来认错。开始时脸上冒汗，后来就眼里流泪。他自己说确实看着事情太小没往心上放，实在是错了。群众看他承认了错误，态度又诚恳，就喊叫着“过关了过关了”，这才算结束。[13]

　　这样集体致富的村庄或村组常常有一个领头人，并且领头人大都宣称自己是依靠“德”来带领的，他们的成功使人们忽略了村落文化中的亲情关系渗入现代企业制度与地方行政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曹锦清在访问小冀镇的典型刘志华时，遇到其他村民的人，意外地发现他们并不羡慕第五村民组的人(刘志华那一组)，他们说：“俺们学不来，也不想学。他们组里的人还羡慕我们的自由呢！你们到这里来有什么好参观的，他们还不是靠贷款、搞宾馆、搞度假村吗？(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14]除去农民对其他人发财致富的一般性嫉妒之外，这段话却也传达出这些先进村的农民心理境况和先进村的发家历程。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使获得了比周围村民优越、舒适得多的生活条件，村民对这种管理方式并没有真正接受，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不自由”并不满意。这一“不自由”恐怕不仅仅是指不能随便说话穿衣，而是对所谓“斗私会”之类的本质害怕。不考虑个人的要求，不能谋私利谋个人的快乐，这种管理理念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

　　很值得怀疑的是，如果不朝着现代管理转型的话，这“四朵金花”能支撑多久？随着中国市场经济走上科学化和秩序化，随着中国政府职能的逐渐演变，像这类把村落文化中的道德力量渗入现代企业与地方发展、强调带头人绝对权力的模式究竟还有多大市场和生存的空间？或者说，还有多少可借鉴的实质价值？我们当然不能否认道德力量对经济发展能起一定的作用，尤其在中国目前这种不规范的管理体制下，道德约束力对个人、企业都具有它不可替代的意义。问题是，过分地追求整齐划一，过分地抹杀个人存在的独特个性，过分地把个人的道德行为和公共行为一致化，最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们看到，虽然有各个省份的成百上千的参观团和学习团去学习经验，但是，典型依然只是典型，没有像政府希望的那样无限推广开来。恐怕其中两个重要原因是：其一，政府不可能支付得起这样庞大的贷款；其二，民众虽然希望致富，但是当约束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自然地反抗，从而导致村庄强制管理的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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