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在报告里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请中央慎重考虑潘汉年问题。可是这份报告并未有引起中央的重视。而这份报告，当时也不可能附在案卷里，我们在秦城审阅案卷时，甚至在给潘汉年平反之后，都根本不知道还有一份这样的材料。

当时不少冤假错案，都是像潘汉年案一样，有关部门为了保密，不将有关证据材料附卷移送到法院审核，以致错判。所以当时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刑法》、《刑事诉讼法》公布实施后，明确规定：凡是向法院起诉的案件，认定有罪与无罪的证据材料，都要如实附卷，移送法院，否则法院不予受理。这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大胆的决定，因为它可能会触犯了一些兄弟部门，它们往往以保密为名，不给我们提供相关材料。以潘汉年案为例，如果早看到潘汉年与中央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往来的电报，事实不就不言自明了吗?

总理虽然对潘汉年案很关心，让李克农写报告，但最后在给潘汉年定罪的判决书上，他还是签了字。

不尽思考

潘汉年被平反以后，社会反响特别大。这么多年来，关于潘汉年的文章、书籍甚至电视剧层出不穷。“潘案”也一直是大家议论的热点。有的人说潘汉年案是某人一手炮制的，有的人说是那个人罗织的，口诛笔伐，受指责的人很多。最高人民法院也没少挨骂。作为当年潘汉年案的审判人员，我们也一直有一种负罪感。

1996年，我去北京医院探望生病住院的曾汉周，正好碰上了高法的老副院长王怀安。那时候正在播《潘汉年》的电视剧，我们也谈到了潘汉年案的问题。王老长叹后说了一句：“你们当时怎么判得下去!”

王老的话，让我们心情都很沉重。曾汉周无奈地说：“我们是奉命办案，没有办法。潘汉年的案子是怎么回事，谁心里都明白，但谁也不敢说个不字??”我不知深浅地说了句：“周总理都救不了潘汉年，又有谁救得了?”王老是共和国建国之初，毛泽东任命的由沈钧儒等17人组成的最高人民法院委员会的委员之一。他是1979年返回司法部工作的，没有亲身经历，感受也不深。所以我们就谈了当年审判前后的一些情况，谈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这时在一旁的曾汉周夫人说：“你们说的这些情况不写出来，将来还有谁知道，谁能说得清楚?”大家听了之后，都陷入沉默，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此后，曾汉周多次和我谈起潘汉年案。他说：“潘汉年案的错判，教训太深刻了。你应该把它写下来，让外界特别是法院的审判人员知道这个案子为什么会错判，这也对实现真正的独立审判是有益的。”

丁汾的思想负担更重，她经常说这样一句话：“我参加革命几十年，半生从事审判工作，一向谨慎，最怕判错案子，冤枉好人。这辈子记不清办了多少案件，扪心自问还是个称职的审判员，唯独潘汉年案做了违心的审判，一世清明，毁于潘汉年一案，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她和曾汉周都觉得，我们当年是亲身经历者，有责任把问题说清楚。但他们年纪大了，很多事情力不从心，所以寄希望于我。丁汾病危期间，还念念不忘此事，她一再叮嘱我：一定要把潘汉年案的审判真相写出来，让世人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如今，他们俩都已经不在人世，我想我更有责任完成他们的心愿。人治司法制度的危害，是我们从潘汉年案得出的基本教训，而结束人治，真正实现法治，是我们法律人矢志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