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审潘汉年的人的名字都清楚地写在笔录上面，审判他的，都不是一般人。而从审讯笔录上看，潘汉年的情绪一直很平静，态度也不激烈，时间、地点、人物都记得很清楚。一边看案卷，我一边想：潘汉年不愧是做情报工作的，脑子不简单。我甚至通过案卷都对他有了一种好感，觉得他有能力，各方面关系都处理得很好。

对我们从事法律工作的人来说，案件性质的认定，必须要找证据。可是我和丁汾看了之后，共同感觉是：虽然案卷里面材料很多，可是可以作为证据、扎实的事实却没几条。

公安部预审认定潘汉年的罪名主要有三条。一是1936年投降国民党;二是抗战期间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和秘密会见汪精卫;三是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特务反革命分子，并向台湾供给情报，引发上海“二六大轰炸”。对于指控，他只承认和汪精卫见面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当时来不及写信汇报，除此之外，他一概不承认。但是在看案卷时，我也发现了一个微妙之处：对于投向国民党、充当国民党特务的指控，只有公安部某位领导提审时潘汉年才认罪。当时我们听说上面给潘汉年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告诉他只要认了罪、判了刑就放人。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庭审时潘汉年都认了罪的原因。

其实不用法律专业知识，仅从常识出发，我就感觉漏洞百出。比如，对于指控的第一条罪行，潘汉年屡次都解释这是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回国，与国民党方面联系共同抗日——其实那时候我们虽然不太清楚具体细节，但一般人都有印象，知道潘汉年是“派回来的”。再比如给国民党提供情况“轰炸上海”的指控，上海大轰炸是1950年，那时候国民党撤到台湾才没几天，他们对上海的工业布局很熟悉，上海发电厂这么大一个地方他们会不知道在哪儿，需要特务提供情报?

潘汉年被抓后，很多人都要写材料交代自己与潘汉年的关系，几十本案卷里，涉及的证人证言特别多，其中不少人也把一些涉及个人生活方面的都写进去了，可见潘汉年被抓在当地所引起的恐慌。但即便如此，真正有实质性的内容并不多。比如，当年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派，和潘汉年一起从莫斯科回国的胡愈之，在潘汉年被捕后写过一份材料，说他和潘汉年从莫斯科一起回到香港途中，两人谈话甚多，比如：“潘汉年说毛泽东同志在长征中，找旧小说来看，有些消极”;“潘当时对革命前途，似乎缺乏信心”。这些话没有任何实证性意义。而胡愈之写的文字遮遮掩掩，模模糊糊，想必有难言之隐。

当初得知要接手潘汉年案时，我主要担心自己资历浅，怕不能胜任工作;阅完案卷后，我又产生了另外一重顾虑：对案子的疑问，谈还是不谈?谈出来如果领导不支持，或者被谁泄露出去，后果也非常严重——谁都知道，这个案子是党中央毛主席定的，你还敢说三道四?政治上吃不消不说，包庇叛徒特务的棍子一下子打下来，甚至坐牢都是有可能的。另一方面，领导让你看案卷，你发现问题没有?没看出问题，说明业务不合格，起码也是个糊涂官。发现了怎么不说?这也是个大问题。所以我思想斗争得非常激烈。

曾汉周把我们阅卷的情况向吴德峰做了汇报，吴老说，尽可能安排党组听一次我们的汇报——在接这个案子之前，我们都知道它的特殊性。因为“潘案”是作为内部处理的，不是院里的事，所以有什么事情，我们就直接向党的系统——院党组汇报。那时高法的院长、党组书记是谢觉哉，我们平时都尊称他为“谢老”。谢老年纪大了，一般案子交给吴德峰等几个副院长管。他虽然经常来院里，但一般只待半天，没什么大事的话大家都不怎么打搅他。因为要谢老签字的案子，通常都是涉及死刑这一类的重大案件，所以院里每个人都知道谢老有这样一句话：“要送给我签字，我必须看案子;不看案子我不签字，不然将来我到阎王爷那里说不清楚。”

听了曾汉周的汇报，吴德峰也同意我们暂时撤出秦城，等党组听完汇报之后，再决定是否有必要再继续到秦城审阅案卷。到了周六，我们收拾好东西，等着曾汉周来接。从秦城往外面走的路上，丁汾一直沉默不语，若有所思。其实我也知道她在想什么。我和丁汾在审阅案卷时，对一些问题的质疑是一致的。过了一会儿，丁汾说：“我们对潘汉年案有看法，但中央已经定了案，连判什么刑都定了调子，‘不判死刑’，那就意味着要判长期徒刑。下午曾庭长来，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如何向党组汇报，要不要提出我们的看法。”我回答说，汇报时还是有什么说什么，当然最后领导怎么定，我们就怎么办，也算是尽职尽责了。

纵论古今

曾汉周到秦城来接我们回北京时，告诉我们向党组汇报的时间定在下周一上午。所以从秦城回到机关后，我就一直等着党组通知我们去汇报，可是等了两天仍没有动静。我觉得有点蹊跷：这么大的案子，为什么让我们看完案卷之后，党组也不要我们汇报?

到了第三天，一上班，曾汉周通知我和丁汾到他办公室，说有急事要和我们谈。到了办公室，曾汉周说：“党组不开会听汇报了，只要副院长吴德峰一个人听。”曾汉周说，这是谢老的决定。谢老做事深思熟虑，这样决定想必是有所考虑的。

曾汉周的话还是让我们有些糊涂。那时候我们所受的教育是，“人民法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的驯服工具”，党的意见很重要。如果党组不听汇报，不表态，我们怎么办?

从曾汉周办公室出来，丁汾让我跟她一起到王德茂的办公室。王德茂是高法的办公厅主任、党组成员，与丁汾很熟，谈话也比较随便。他见我们，就问了一句：“原先党组想安排听你们的汇报，现在不听了，你们是不是有意见?”

丁汾说：“不敢说有意见，但这么大个案子，案情又那么复杂，党组不听汇报，把我们搞得糊里糊涂的。”王德茂说：“有什么好糊涂的!这是中央定的案子，党组听不听汇报有什么关系?再说，潘汉年案涉及许多重大机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中央委托吴老全权处理，我们有必要掺和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