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为毛泽东掩饰，也就是在为他们自己掩饰。毛泽东不想让后人知道当年整人的详情，他们也不想让后人知道当年整人的详情。他们与毛泽东已经近乎结成某种保密同盟，尽管他们自己未必会承认这一点。

1959年出席庐山整彭德怀会议者计有一百六十余人，其中参与整人者，即对被整者多多少少做过诛心之论者，当有一百五十余人。到了1978年彭德怀案获得平反时，仍有不少当年参与过整彭德怀的人还健在，但其间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详说庐山整人会议的真相，详说自己曾亲眼目睹并亲身参与的这一整人事件的始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保持了某种沉默，某种既是在维护毛泽东形象、也是在维护他们自己形象的沉默。整人者集体失语。

所幸在被他们参与整治的人中，还有一些幸存者，并且在这些幸存者中，还有胆气犹存且笔锋犹健者，还有一个叫李锐的人写出了《庐山会议实录》一版、二版、三版，将当年“庐山会议”上的许多隐情、许多嘴脸，逐次暴露得越来越清晰。

结果，庐山上的这一整人事件的始末，虽为其间的整人者所掩饰，却为其间的挨整者所揭示，毋宁说所指控。史网恢恢，疏而不漏。

有必要指出，李锐写出这本书曾获益于胡乔木：一是成书前曾受到他的鼓励和帮助，二是成书后又得到他的放行和肯定。

(胡乔木)此公尽管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得很“左”，遭人诟病，被戏称为“左王”；但在支持李锐写出“庐山会议”史实这一问题上，不能不说是明智的，应予肯定，否则有失公允。胡乔木毕竟出身学堂，并长期从事文案工作，其心底多多少少还怀有中国书生通常都怀有的那种敬畏历史的情结。

与“庐山会议”的隐情之披露方式有些相似，此次“民主生活会”的隐情也是由挨整者本人痛加披露的。

胡耀邦在被整后两次约李锐长谈：第一次长谈在1988年1月14日（胡挨整一年后），自14：40至20：20，历时5小时40分；第二次长谈在1989年4月5日（胡去世前十天），自14：30至21：30，历时7小时整。

在两次长谈中，胡耀邦谈了自己所亲身经历过的许多事，重点谈了自己不久前挨整的事，谈了发生在那个所谓的“民主生活会”上的许许多多的事：

——没有想到要这样批倒批臭。早知如此，就不写辞呈了。

——将一个总书记如此不实事求是处理，置党规党法于何地？

——有许多重大人事决定都是老爷子（邓小平）定的，都误会到我的头上。

——余秋里“第一个放炮”，邓力群“讲了五六个小时”，王鹤寿背弃友情，黄火青结怨泄愤。

——与邓小平冲突的“导火线”，是因为我与他私下里谈论：“我半下”（即辞去总书记职而任军委主席职），“三老全下”（即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全退）。邓则背着我抱怨：“为什么让我下？”并断定我“是要取而代之”。

……

——如此处置我，“是历史不公平”。

——“应当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希望有个平反的决定”，“中央有个正式说法”。

李锐用心记下了胡耀邦的话，先是在胡耀邦去世四日后（1989.4.19），在中顾委悼念胡耀邦支部会议上，转达胡耀邦生前“希望有个平反结论”的“带有遗嘱性质”的要求，并请中顾委“正式转告中央”；后是于胡耀邦去世十三年后将上述胡耀邦谈话要点整理成文，冠名《耀邦去世前的谈话》，公开发表。

笔者在看到此文发表前的原打印稿时，除了惊异于文中所披露的诸多内容外，就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即胡耀邦为什么要将这些私密且怨愤的话告诉李锐，告诉这样一个先前与自己交往并不多的人？

如李锐所言:“耀邦下来以前，我同他只有工作上的关系，没有历史渊源。”胡耀邦与李锐两人出身不同，一个出身“红小鬼”，主要从事军队工作和党团组织工作；一个出身“一·二九”，主要从事新闻工作和经济建设工作。胡耀邦与李锐两人私交也不多，八十年代前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八十年代后虽有接触，但主要限于“工作关系”。

对于这样一个与自己“没有历史渊源”关系的人，胡耀邦之所以要倾诉心中的那些不快，在笔者看来，主要出于两点考虑：有一点胡耀邦已经明说，即看重李锐的为人，视李锐为“有独立人格的人，有正义感、犟脾气”，故可与之交心。还有一点胡耀邦未明说，即看中李锐手中的笔，以及这支笔所已经具有的公信力，也就是视李锐为“史笔”，希望能借此“史笔”而将他所受到的许多不公记录下来，载入史籍，留待后世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