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组织者如此对待钟伟，已经超过了史上赵高的所为了。那位千古大奸相也没有做到当庭就拿下那些说实话者，那些坚持把“鹿”说成是“鹿”者，而只是暗地里陷害他们（“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史记·秦始皇本纪》）。

其三，能够离间挨整者与其袍泽故旧的关系，让他们绝情相逢，变袍泽为陌路，变故旧为冤家。

“庐山会议”后期，彭德怀被置于第四组接受批判，而彭德怀的老部下们也大都被安排在这一组参加批判。其中包括所有出席会议的现役军队将领之大半，以及所有出席会议的红三军团老人之几乎全部。

如苏振华（曾任红三军团第12团政委）、李井泉（曾任红三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李志民（曾任红三军团第2师政治部主任）、杨勇（曾任红三军团第10团政委）、张爱萍（曾任红三军团第11团政委）等，都被安排在第四组，都被要求面对面地揭发批判自己的老首长。其中，苏振华、李井泉表现得最为积极，频频发言、句句诛心。

1973年，毛泽东借中美关系问题整周恩来，先是开政治局会议批周恩来，继又将政治局会议开成政治局扩大会议，将更多的人扩大进来批周恩来。在这扩大进来的人中，就有所谓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四老”为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四少”为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

这些批周恩来的与会者都是周恩来的老部下，尤其是来自外交部的那几个老人，都是跟随周恩来数十年的老部下。如今，他们都被驱赶着围上前来，面对面地向自己的老首长发难，怒斥他的种种不是，还痛揭他的若干老底。

更有甚者，整人者还会动用酷刑来摧毁挨整者与其袍泽故旧的关系，逼使他们无中生有地相互指控。

例如，在炮制所谓“二月兵变”案时，整人者就是用严刑拷打的方法，硬是让贺龙元帅的诸多老部下“招供”的，让他们莫须有地招供：他们的老首长早年就曾与蒋介石的“特使”熊贡卿密谋，并“谈妥”了叛变条文；近年又曾为研究“兵变”而先后召开过“八次黑会”，谋划如何夺取各大军区和各军兵种的指挥权，并将“兵变时间”定在“ 十月一日”。

这些被屈打成招者，都是一些身经百战的老将军，都是一些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可是，他们扛得住昔日的艰难困苦，却扛不住此时的严刑拷打。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整人机器是多么暴虐和多么高效！

毛泽东如此整人的手法也为其后继者所承袭。1987年1月胡耀邦挨整的情景，一如当年彭德怀、周恩来挨整的情景，即一种被蓄意制造出来的众叛亲离的情景。

当时中共高层也开了一个会，一个所谓“民主生活会”。主使者也是精心设局，唆使诸多与会者纷纷向胡耀邦发难。

在这些发难者中，除有一些人如黄火青、邓力群等本来就与胡耀邦心存芥蒂外，还有一些人如薄一波、王鹤寿等过去曾与胡耀邦相交甚好。

薄一波曾因“六十一人叛徒案”平反事而求助于胡耀邦，并受惠于胡耀邦，本应感恩戴德于胡耀邦，可是，此次却充当了整胡耀邦会议的主持者。王鹤寿早在“延安时期”就与胡耀邦过从甚密，是所谓“桃园三结义”者之一（另两人为胡耀邦和陶铸），可是，此次竟将胡耀邦私下对他说过的“一些心里话”给揭发了，令落难老友“伤心之至”。

作为回应，彭德怀、周恩来以及胡耀邦，对于这些势利反目的袍泽故旧，也一定是倍感酸楚，除有极度的悲愤外，还有极度的厌恶。无庸置疑，彭德怀对李井泉、苏振华的鄙夷程度，周恩来对乔冠华的鄙夷程度，以及胡耀邦对王鹤寿的鄙夷程度，都一定会远远地超过他们对其他发难者的鄙夷程度。

关于“让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这一手法的历史效用，主要表现为这所有参与整人者都替毛泽东分担了相应的历史责任。

毛泽东通过这一手法而让所有手下人都摊上整人的份儿，都沾上挨整者的血；也就是让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欠上历史的账，都背上挨整者的债。于是，他就和他们结成了某种责任同盟：他有不可推卸的主使整人的责任，他们也有不可推卸的帮凶整人的责任。主使者与帮凶者，共进共退，共荣共辱。

这就使得他的这些手下人在日后面对历史时，不仅有可能不说出真相，而且有可能做出某种举措，某种既能为毛泽东开脱历史责任、也能为他们自己开脱历史责任的举措。

其一，这一手法使得毛泽东的手下人有可能为自己也参与其间的毛泽东的整人活动进行辩护。

因为，为毛泽东辩护，也就是在为他们自己辩护。同理，为他们自己辩护，也就是在为毛泽东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