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方保健品在中国市场的出现，国内药房也大量仿制补脑丸、补脑汁、补肾丸、人造自来血(色质鲜红，含有治疗贫血的配方)之类新式补健品。这些新式保健品成本较低而售价颇高，如果获得消费者的认可便有财源滚滚，所以药房便经常在报刊上进行大篇幅的广告推销。

　　在保健品制造方面，上海药房比广州药房领先一步，他们为拓展广东市场，经常在广州报刊上进行广告促销。如上海震寰药厂生产的“爱理士红衣补丸”，可以“补血壮筋，益脑固肾，兼治男女老幼内部一切虚气……补者服之均效”(《国事报》，1910年5月6日)。

　　上海五洲大药房还在1915年9月25日的《商权报》上推销一种名为“非洲树皮丸”的保健品，这种利用所谓“进口原料”研制的药丸，“能使精薄身亏化为充足之验，能使力弱骨软话为健壮之验，每瓶一元”。

　　五洲大药房所研制的博罗德补血药(五洲大药房的发家产品)，在广告中声称借用西人之法，滋补效果甚佳：“凡心亏血小，因而体弱无力者，一经尝服，均得益血状体之效果。”“大瓶二元，每打二十元，小瓶一元二角，每打十二元”(《民生日报》，1912年)。

　　这类新奇的保健品价格，相对于其他药物和东西，价格颇高，它主要利用当时富裕人士对保健品的盲目崇拜心理，极力夸大其保健作用，从而牟取暴利。

　　洋保健品与外地补健品的高额利润，引起了广州本地药房和厂商的关注，他们也纷纷制造各种新式保健药品与之抗衡。当时广州著名医生梁培基创制的磷质补脑丸，除了在报纸上大肆宣传外，还在医药期刊上作专业广告，其称：“此丸乃酌华人脏腑研究新法而制，故我国人服之最为和宜……初服便觉神强魄壮，长服定可益寿延年”(《光华医事卫生杂志》，1910年第2期)。

“两仪轩”药店的三蛇药酒

　　　4　消费保健品，代表一种新生活方式

　　对于医药广告来说，可针对消费者病急乱求医的心态进行“强制性”的信息传播，而保健品则是满足消费者“医疗性”治疗之后，进行更高一个层次的对身体的养护，因此，在广告传播方式和说服手段上，就体现了另外一种“消费文化”：一是要强调其强身养颜和养生理疗的功效，突出预期“收益”，即具有预防疾病和健身强体的作用。像养经活血、滋阴伏阳、养颜补脑、健身强体等广告术语在报纸中随处可见。商家也以此作“卖点”，借以提高产品的价格。二要说明消费它是“高大尚”的做派，代表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还有，保健品广告非常注重包装和商标上的美观，讲究“艺术”表达，更具色彩、线条和美感，有一定的美学特征和符号化意象，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时报刊广告的整体性形态。像《时事画报》，就经常利用美女、俊男的形象做广告，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

　　撰文/蒋建国统筹/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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