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民国期刊] - 简介

1937年1月在《生活》杂志上出现的毛泽东。

《生活》杂志由《时代》的创办人卢斯于1936年11月19日在纽约创办。在创刊两个月后，于1937年1月25日出版的这期杂志，从第9页起用数页篇幅发表了一组照片，标题是《中国漂泊的共产党人的首次亮相》。这些照片的作者，是美国记者斯诺，几个月前他刚完成在陕北“匪区”的探险，从红色首都保安（今志丹县）回到北平。

毛泽东的大幅照片在第9页上发表。在斯诺为毛泽东拍摄的所有照片中，这张头戴八角帽、神情沉着、面容清瘦的肖像无疑最为著名。毛泽东喜蓄长发，从来不爱戴帽子，斯诺为拍照而特意将自己头上的八角帽戴在了毛泽东头上。拍照时，一位来自美国的医生也在现场，他就是后来长期生活在中国的马海德。1960年，斯诺重访中国时，马海德又回忆起当年情形，“在周围的人里，只有你给毛泽东戴过一顶帽子。那时，他的头发很长，而他又不肯戴帽子。……只有你的那顶帽子还像个军帽。这就是毛泽东的一幅最好的照片由来。多少年来，它出现在书籍、报刊中，现在它被收藏在革命博物馆。”马海德说得不错。斯诺拍摄的这张毛泽东肖像，真的成了经典照片。在“文革”中，它在中国广为印刷发行，到处张贴，家喻户晓。不过，当它第一次与西方读者见面时，《生活》只有这样一个简略说明：“毛是他的名字，他的头值25万美元。”

《生活》[民国期刊] - 风骨

民国杂志

《生活》：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生活》周刊”，如此辉煌一举，传阅九州，《生活》缔造了一个传奇，而其缔造者邹韬奋自己缔造了自己的传奇。这是一个纯粹的杂志人，一个坚守的言论者，俞月亭在《韬奋论》里说道：“韬奋从1926年10月接办《生活》周刊，到1944年病逝，18年中，除却6次流亡，实际从事新闻工作的时间不到12年。而其中，主编《生活》周刊的时间将近7年”。

“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初期不尽人意的现状，在走韬奋不懈的奋斗和精明的经营里逐渐举起了《生活》的大旗。一如地独出心裁，一如地把握读者，《生活》周刊在新闻界里，缔造了品质和销量的神话。贴近民众的责任感，使得《生活》更加展现出一种独立的姿态和为民说话的使命。“让无力者有力”， “依最近趋势，材料内容尤以时事为中心，希望用新闻学的眼光，为中国造成一种言论公正、评述精当的周刊”。

对贪官腐败的揭露，对社会弊端的批判，对的宣传、对无力人民的关怀，《生活》周刊的责任和理性树立起一种杂志的榜样，在政府当局加以控制和打压下，《生活》犹如现在读者的“翻墙”，通过各种手段，在禁止邮寄的指令以促其衰亡的当局控制下，《生活》在读者的热心帮助下，绕过军警监视，继续履行着自己的使命。《生活》周刊的“屡屡出轨”，使得其终究面临了被停刊的命运，在《生活》最后一期——1933年第八卷50期上，胡愈之执笔《最后的几句话》：“统治者的利剑可以断绝民众文字上的联系，而不能断绝精神意识上的联系。人类的全部历史记载着，民众的利益永远战胜了一切”。

为《生活》的精神延续，为自由言论和民众诉求奋斗不息，原是实业家，因《生活》而与邹韬奋结下深厚友谊的杜重远再次举起《新生》的大旗，来继续《生活》。可是正如《杂志民国：刊物里的时代风云》作者周为筠在书中所说：“一个敢于直面现实政治的刊物，最终会因触犯当局而被强行封杀，这是每个专制时代难以逃脱的命运”，《新生》光芒出现就被查封，杜重远被投入大牢。

《生活》[民国期刊] - 停办

 

上活生活月刊社出版于民国36年（西历1947年）出版的《生活》月刊创刊号

 民国15年（1926年）10月起由邹韬奋接任主编的《生活》周刊，在民国21年（1932年）3月5日，邹韬奋根据读者来信，在《生活》周刊第七卷第九期上正式提出《创办生活日报之建议》，继之又刊出《生活日报社股分公司章程》，规定由生活周刊社出资3000元，担任无限责任股东，正式开始集资。读者闻讯，积极投资。建议书发表仅10天，已认股4万元，1个月左右，已达15万元，投资者多数是只认1股2股的下层平民。邹韬奋等人加紧制定计划、购置设备配备干部等准备工作，并随时将筹备情况在《生活》周刊上报告读者。拟议中的《生活日报》编撰、经营干部有戈公振、李公朴、毕云程、杜重远、吴颂皋、陈彬龢等7人。正当筹备工作顺利进行时，国民党当局准备采用不准登记、投资收买等方式阻挠《生活日报》的出版，并加紧了对邹韬奋和《生活》周刊的迫害。考虑到环境的险恶，为了2000多读者辛勤凑集的股本不致白耗，邹韬奋等人被迫停办《生活日报》，通过银行将股资及利息如数退还读者。

《生活》[民国期刊] - 主编者

《生活》主编

邹韬奋1926年任《生活》周刊主编。“九一八”事变后，他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团结抗敌御侮为根本目标，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1932年7月成立生活书店，任总经理。生活书店成立后，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作者，使其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扩展到56家，先后出版数十种进步刊物，以及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1000余种图书。1933年1月，参加了宋庆龄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不久被迫流亡海外。1935年8月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旗帜鲜明地支持“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其间，他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1936年11月，因积极宣传抗日，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成为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获释，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上海沦陷后，转至武汉，继续主编《抗战》。武汉沦陷后，到重庆创办和主编《全民抗战》。 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病逝。9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他生前愿望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