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1911》，作者：王树增，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对于大清皇室来说，大清帝国政府最高决策机构军机处首领庆亲王奕劻的贪贿，犹如致使大堤垮塌的巨大蚁穴。奕劻在朝上不断的赞誉，令慈禧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对袁世凯深信不疑，致使袁世凯在北洋新军中的亲信以及同党纷纷擢升要位，他掌管的兵力也从一镇扩为四镇、由四镇扩为六镇，最终形成了未来祸患中国的强大的北洋势力。而袁世凯自己，虽为直隶总督，却通过对奕劻的掌控足以遥制、把持朝政，成为大清帝国中权力最大、权势最重的人。

　　1911年，直到大清帝国即将灭亡之际，本该为国尽职尽忠的奕劻，还在以近乎病态的贪欲聚敛着个人财富。武昌首义爆发后，奕劻这个大清皇室的后裔、执掌着大清中枢权力的重臣，居然在拿了袁世凯的300万两贿款后前去宫中充当逼宫的说客。大清帝国倾覆之际，这位王爷通过受贿索贿聚敛的家产折合白银亿两以上，而当时大清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8000多万两。在清廷濒临气绝需要财力支撑的时候，他却声称自己已经穷到了要卖房子的地步。

　　这个跻身于帝国最高权力层、几乎掌握着帝国命运的亲王，为了一己的私欲与私利，不惜损害、牺牲，乃至侵蚀整个国家的疯狂攫取，成为大清帝国晚期执政阶层的典型状态。

　　据说，奕劻在显达以前，也是个穷贝勒，家道中衰令他连上朝用的官服都需靠当铺取赎来维持体面。他的发财致富，始于当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并加封亲王之后。按照大清帝国的官场惯例，他开始接受朝廷俸禄之外的各种馈赠。因为曾经穷过，他不嫌弃少，抱着积少成多的心态，来者不拒地慢慢积累，很快就达到了一个可观的数目。成为军机处首领之后，当发现权力可致暴富的时候，他决心在财富的积累上无论是手段还是数目都要超过前任荣禄。于是，他用朱笔在全国官吏名册上将优劣肥缺的相应价码一一标出，然后严格按照明码标价落实每一个官位的补缺。如果哪个官吏没弄清楚庆亲王的官价，无论有多充足的理由也不会得到官职；而如果通过幕僚门丁的反复提醒还是不明白，那么庆亲王就会直接索要。有个名叫林开謇的道员，在慈禧逃亡西安时前去觐见，慈禧一高兴把江西学政的官缺赐给了他。按照大清帝国的官场规则，新任官员上任前都要拜谒军机大臣。林学政三次拜访庆王府都不得进，最后还是王府的门丁告诉了他：为什么不带银子？林学政指了指王府门口张贴的严禁收受门包的王爷手谕，门丁顿时火了：“王爷不能不这么说，这个钱您是万不能省的。”凑足了钱拜谒庆亲王后，林学政赴江西上任。可没过几天，就接到了京城的来信，奕劻竟然明码标价要八千两银子，并说这是看在太后情面上的“优惠价”，学政这一官位别人要两万两才行。林学政决定缓缓再说，谁知这一缓，竟然“缓”来了朝廷的一道圣旨，他被从学政又降职为道员调任两江地区了，而江西学政的官位庆亲王已经卖给了别人。

　　庆王府客厅的桌子上有一个匣子，来客行贿的时候，为了避免直接递给王爷造成不必要的客套，可把金条、钞票、银锭之类的主动投到匣内去。每隔10天，奕劻都要亲自把匣内的钱物整理一遍，然后把行贿人的姓名、出的价钱以及卖出去的官缺逐一登记入册。在买官卖官的交易中，奕劻最重视的是省部级官位。邮部尚书陈璧，原是个不起眼的道员，他从朋友那里借来一批稀世珍宝得以进入庆王府的大门，然后再把借来的五万两银子送上，结果他成了庆亲王的干儿子，由道员一跃升到了相当于正部级的尚书。当过直隶总督的陈燮龙，因夫人拜了庆亲王为义父，于是他就成了王爷的干女婿兼干儿子。他对王爷孝敬之频繁、数量之巨大，让庆亲王都不好意思。而陈燮龙的夫人，也就是奕劻的干儿女，常住庆王府，而且是“累日不去”。冬日里庆亲王上朝时，陈夫人先把朝珠用自己的胸口捂热，然后再给王爷挂在胸前，并低吟出这样的诗句：“百八牟尼亲手挂，朝回犹带乳花香。”——当官场成为男女苟且之地时，整个国家何谈政权的权威？

　　要是庆王府有什么喜事，奕劻所得更会令人瞠目结舌。奕劻70大寿，庆王府大开祝典，全国各省督抚以及京城的尚书侍郎等纷纷备上厚礼，送礼的车马把地安门外大街塞了个满满当当。奕劻照例宣布严禁受礼，但他已按照礼金的多少准备了4种账册：现金万金以上及礼物三万金以上者，入福字册；现金五千以上及礼物万金以上者，入禄字册；现金千金以上及礼物三千金以上者，入寿字册；现金百金以上及礼物数百金以上者，入喜字册；其他不满百金者单列一册。全国的官吏都知道这是最好的行贿时机，纷纷携带大量金银财宝进京登门道贺。是日，奕劻收受现金“总数不下五十万，礼物不下百万”；而他的夫人以打麻将为名，更是3日之内赢钱30万。

　　1901年，《辛丑各国和约》签订，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成为新任直隶总督兼充北洋大臣。

　　20世纪初，是北洋军猛烈扩张的时期。以段祺瑞、冯国璋和王士珍等军官为代表的门阀系统也在那时形成。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开始收买皇亲国戚运作朝廷，以期达到成为整个帝国领军人物的目的。

　　袁世凯选中的目标还是庆亲王奕劻。

　　喜欢银子的奕劻原本不喜欢袁世凯，因为在他成为军机大臣之前，袁世凯敬献奉承的是军机首领荣禄。但是，待到荣禄病危，朝野内外刚刚传闻奕劻将代之入主军机，袁世凯的心腹幕僚杨士琦就走进了庆王府，都没顾上寒暄直接将一张银票捧给了奕劻。那时的奕劻，还处在对几千两银子都很痴迷的阶段，受贿金额达到万两就有些不知所措了。等到看清楚杨士琦捧上来的银票上的数额时，着实吃了一惊：整整十万两！就在那一刻，奕劻亦悲亦喜。悲的是成为军机首领实在是太晚了；喜的是暴富的梦想转瞬间成为现实，自己的财途自此必会一片灿烂。

　　袁世凯的行贿原则是：不做则已，做就要将受贿者置于掌中。

　　1906年，袁世凯在清廷官制改革中受挫，又在南北大会操中输给了张之洞。内外交困中，适逢慈禧决定在东三省试行地方官制改革。朝廷派出的人一满一汉：满族贵族是农工商部尚书载振，汉族大吏是袁世凯的莫逆之交、民政部尚书徐世昌。袁世凯意识到，自己挽回损失的时机到了。

　　他之所以这么认为，还是缘于对皇亲国戚的了解：受贿个个贪得无厌，渔色个个胆大包天。

　　更加便利的条件是，载振是庆亲王奕劻的儿子。

　　天津有个唱梆子的通县籍女伶，名叫杨喜翠，姿容丰丽，歌喉婉转，恰值青春，身价极高，惹得公子哥们终日紧追不舍。载振与徐世昌路过天津。当时，袁世凯的心腹段祺瑞任巡警总办。段祺瑞花了不少银两摆出豪华宴席，宴席间少不了堂会演出，唱堂会的正是这个“花照四座”的杨喜翠。

　　喜翠迷住了庆王府的公子载振。

　　段祺瑞即刻双管齐下，以10万白银送给奕劻作为寿礼，又以10万两银子将杨喜翠赎出。

　　待徐世昌和载振从东北返回再过天津小驻时，年仅19岁的杨喜翠被送进了载振的房间。

　　其时，载振和徐世昌同住一间行馆的大套房内，套房中间只隔着一间堂屋。

　　杨喜翠被送进来的第二天，徐世昌装作什么也不知道，早起直接走进了载振的房间。载振立刻有些脸红，忙让杨喜翠向徐世昌行礼，然后说：“小弟荒唐，大哥见笑。”徐世昌随即拿出一张银票说：“我是来道喜的。”

　　自此，庆王府里的父子俩都变成了袁世凯的掌中玩物。

　　东三省官制改革方案没有任何悬念：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朱家宝为吉林巡抚，段祺瑞为黑龙江巡抚，唐绍仪为奉天巡抚。

　　此四人都是袁世凯的北洋心腹。

　　慈禧太后竟然批准了这项任命。

　　任命发布之后，徐世昌立即以加强边防为名，命北洋主力全部开往东三省。

　　就此，袁世凯丢失的北洋军权又重新到手。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不透袁世凯的玄机。

　　引发巨大政治风波的是汉大臣瞿鸿禨。此前袁世凯为了拉拢这位军机大臣，多次派人上门送礼，都被严词拒绝。瞿鸿禨的儿子结婚之际，袁世凯试探性地封了个800两的红包，谁知瞿大人连800百两的面子也不给，如数给袁世凯退了回去。关于东三省的官制改革，瞿鸿禨把袁世凯的以权谋私看得很清楚。于是，这个因为不受贿便什么也不怕的军机大臣，联合云贵总督岑春煊，向奕劻和袁世凯发动了猛烈抨击。

　　在瞿鸿禨的主使下，《京报》把段祺瑞向载振献名优的丑闻公布了出来，来龙去脉，绘声绘色，一时成为整个京城广为流传的花边新闻；具有“霹雳手段”的岑春煊，四次进宫向慈禧太后当面陈奏，矛头直指奕劻的贪污受贿“丑声四播，政以贿成”。

　　在瞿鸿禨和岑春煊的连续上奏下，首先倒台的是邮传部侍郎朱宝奎，他的官位也是通过行贿奕劻得来的。一个相当于副部级的高官下马，顿时引发京城内的官场震动。没过3天，御史赵启霖上奏，揭露奕劻受贿卖官以及杨喜翠事件的真相。市井传闻变成了真事，再加上御史是专门督察官员的监察官，慈禧不能无动于衷了。朝廷下旨革段祺瑞官职，载振请辞农工商部尚书，并命载沣、孙家鼎彻查此事。

　　岌岌可危的奕劻和袁世凯必须反击了。

　　奕劻、袁世凯立即重金收买了另外一名御史恽毓鼎弹劾瞿鸿禨，理由是“暗通报馆，授意官言，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然后，奕劻亲自出马，密奏岑春煊在戊戌年间就勾结康有为，是康梁的死党之一。为了彻底说服慈禧，袁世凯竟然找了个人，把岑春煊和康有为的照片合二为一，弄出了一张两人合影，合影照上的文字说明是：春煊近与康有为接晤。

　　在这个世界上，慈禧太后最恨的人当属康有为。

　　几天以后，慈禧作出了决定：将瞿鸿禨革职遣回原籍。瞿鸿禨没有举家返回原籍的盘缠，只有将京城内的府邸卖掉后黯然离去。至于岑春煊，一番周折后连两广总督的官位都丢掉了。

　　慈禧已不是当年垂帘听政时咄咄逼人的少妇了。她老了，已无力掌控大清帝国复杂的政治局面。此时，只有一个人十分乐观地活着。

　　袁世凯再次把一张大额银票放在了庆亲王奕劻的会客桌上。

　　出门望天，他觉得大清帝国污浊的政治空气是那样地令他神清气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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