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老年时报》2014年10月17日第07版，作者：罗韬，原题为：《“言事两分”与“四人帮”的覆灭》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因癌症住入305医院，并进行第一次大手术；同月中旬，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出现明显问题，中央为他专门成立了医疗组。可以说，以这一个月为界，中共最高领导正式进入“最后过渡期”。

　　1974年的下半年，毛泽东发出了著名的“三项指示”，即在1974年8月发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指示；11月发出的“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以及12月发出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指示。

　　人事格局也是在1974年下半年逐渐敲定：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掌握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和掌控权；邓小平、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等主导行政事务。在军事系统中，则又有自身的“言事分立”：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等主导军事工作；张春桥兼任政治部主任，主导政治思想工作。

　　总体来看，毛泽东设计的权力格局可称为“言事两权分立”，即“办事权”与“发言权”两权相互牵掣，类似于军队的司令员、政委的两权制。这是毛泽东布下的“理想的过渡方案”。这一格局成为毛泽东身后权力消长的基础。

　　那么，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与人事格局之间有什么关联呢？“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给“事官系统”的权力目标，“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是给“言官系统”的权力目标，而“安定团结”，则是意在调和“事官系统”与“言官系统”，双方和衷共济，携手进入自己身后的新时期。

　　言事两分的形成

　　言事两权分立是如何形成的呢？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权力的分割和制衡，他最早警惕的是政务系统权力过大。1952年底，毛泽东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错误，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成立以高岗为首的计划委员会，独立于政务院之外，一时有“经济内阁”之称，用以分割政务院的权力。1954年，高岗倒台以后，政务院升格为国务院，计委归属国务院之下。

　　1958年“批判反冒进”期间，毛泽东再次批评国务院的“分散主义”，“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随后在八届五中全会期间，在书记处之下成立财经、政法、科学、文教等小组，1958年6月8日，毛泽东为此作出文字表述：“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周恩来为此曾提出辞职，其他副总理也很紧张，毛泽东为此说：“何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靠你们办事，此外没有人。”“办事”二字是金缄！国务院的定位从此明确，就是纯粹执行机构，无涉于国家大政方针。书记处既对国务院的“事权”有指导监督之权，又负有言权，即意识形态的掌控权。

　　到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下达，打倒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4个书记处成员，成立新的中央文革小组，书记处渐渐萎缩并消亡，以江青为核心的新的“中央文革小组”作用突显。但其实只继承了原中央书记处的“言权”。到“九大”时，“中央文革”成员被纳入政治局，成员权力与功能未变。但由于林彪集团在政治局内所占的比重大，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也是部队干部居多，以至于“九大”前后形成了一个军政不分的局面。当时中共一度被苏联称为“军事官僚集团”，这一格局让毛泽东内心十分不安。

　　到“九一三事件”，林彪集团被清出中央机构，并通过1973年12月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的机会，军队干部一律不再兼任省革委主任，军政混合的局面才告结束。综上所述，可以这样总结：“八大”是书记处指导国务院，但功能存在重叠，呈党政不分的特征。“九大”有“军事官僚集团”之虞，呈军政合一的特征。“十大”以后，由于“文革”成员只有言权，不具事权；而国务院的业务又相对独立，才逐步形成了“言事两权分立”的局面。

　　邓小平对言权的争夺

　　现在回到“三项指示”发布的时期。一方面毛泽东把国务院、军委的很大一部分“事权”交给了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华国锋、纪登奎等。另一方面，毛泽东在提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时，点名要春桥、文元写文章。可见此二人在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地位与分量。张春桥他们通过对列宁、毛泽东的思想解释，对当时经济工作作出系列批评和限制。言官对于事官的纠弹是十分严厉的。总的来说，由于意识形态解释权天然地高于行政事务执行权，所以言官系统有居高临下之威。在周恩来主导行政事务时期，一般不会有太大的冲突。周恩来从延安整风开始，甚至更早，就以“事务主义”来批判自己，一直到1975年2月1 日，在他最后一次召集国务院各部委会议上仍自我检讨，要“把事务主义减少一点”。

　　但到了1975年邓小平主导行政事务，这种矛盾就来了。这位原总书记是要掌握发言权的！1月，邓小平被委以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就在这个月份，他就开始考虑组建国务院政研室，起用已冷藏多年的理论家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等人，领导一个类似1960年代“反修文件起草小组”那样的组织，一是写一些有关国际国内的战略问题的文章，二是整理《毛选》第五卷，三是创办一份《理论战线》的杂志。也就是说，要在国务院内部自组一个“言官系统”，与江青、张春桥等抢夺党内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其实，毛泽东不愿意将意识形态解释权交给邓小平。还有两件事可以知道：一是当邓小平知道毛泽东“评《水浒》”语录后，“曾经向毛主席建议，印发政治局讨论一下吧？主席说，这是文艺问题，用不着讨论了。”（见邓力群《十二个春秋》，p20）而姚文元提出将“评《水浒》”语录印发政治局在京成员，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这一次，毛批示：“同意。”显然，毛泽东愿意也同意由姚文元来作出解释。另外，邓小平指示胡乔木所整理的毛泽东旧稿《论十大关系》，毛泽东始终没有批准公开发表。而最使毛泽东不可忍受的是政研室的胡乔木、邓力群等为邓小平搞出了一个“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毛泽东意识到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实质就是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最终必然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可以容忍战术上的不同意见，但绝不容忍在纲领上出现异端。这就是邓小平1976年初被打倒的原因。

　　毛泽东对老事官的忧虑

　　毛泽东对于国务院系统与军队系统官员的“思想路线”历来是有忧虑的。对周恩来、叶剑英都有过“投降主义”（1973年）的批评，邓小平更有“刘邓路线”的“前科”，李先念也是“二月逆流”分子。就算对华国锋这位新事官，也批评他“你是满脑子农业，我是满脑子路线斗争”（1971年）。

　　毛泽东对言、事双方的长短是洞若观火的。他在1973年12月21日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会议上说：“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这是晋人评价汉初人物的一句老话，可惜随何、陆贾这样的文士不能打仗；周勃、灌婴这些武将不能文章。毛泽东引这句话，并非只是让军官们学文化那么简单，而是表达他对“言官中人缺乏办事能力，事官中人缺乏路线斗争觉悟”感到忧心。

　　毛泽东一度希望双方能互补共生，说要“安定团结”，就是努力缓和言、事双方的矛盾。1975年，他十分注意压抑江青过于咄咄逼人的气势， 并要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她，迫江青作检讨，终于迫她说出：“对不起小平同志”的话。毛泽东是为身后江青的安危着想，缓解老事官对言官系统所积聚的怨望。

　　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加速了以新事官替代老事官的进度。毛泽东停止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停止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改由陈锡联主持。而此时，李先念也提出请病假。表面看来，似乎是“言官”占了上风，新“事官”也逐渐到位。其实，毛泽东心知，“老事官”的能量依然巨大。所以他就“批邓”“打招呼”有这样一段语录：“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毛泽东到了生命的尽头，本着“熬”的思路，他对“老同志”的处分是“温柔”的，叶剑英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保留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二职，依然参加外事活动；李先念只是处于半休状态，但他们在1976年这个关键年份，对军队对政府仍然影响力不减。

　　到1976年9月8日，叶剑英看望弥留之际的毛泽东，他走近床前，毛忽然睁大眼睛，仿佛想同叶说话，但叶没察觉，缓缓走向房门，毛泽东又示意召叶回来，但已不能言语，只是握着他的手，口微微张合（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p1785）。毛泽东不放心。他不放心什么？可以推断，自己身后最难保的是言官系统中人，他担心老同志让造反派“滚”。他在1974年3月给江青的信中就说：“我死了，看你怎么办？”

　　出人意表的新事官

　　毛泽东认为身后真正能够与言官们合作的，应该是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这些“文革”中由省地干部提到中央来的新事官。此外，毛泽东在军队中也起用了一批上将、中将、少将级的人物如陈锡联、李德生、许世友、苏振华，以替代老一辈的元帅、大将级的老军官。他们都是“老、中、青三结合”的“中”。

　　但江青、张春桥与这些新事官的关系也不好，言、事矛盾一样尖锐。对其他新事官更是居高临下。据吴德回忆，有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外交问题，“四人帮”对外交问题百般挑剔。纪登奎很反感，发言说外交的原则已经确定了，活动由周总理负责处理。纪登奎这样说，引起了“四人帮”极大不满，纪登奎和江青冲突了，散会后，江青和纪登奎一起走，江青余怒未息，批评纪登奎跟着周恩来跑。

　　1976年4月以后，邓小平撤职、叶剑英病假，李先念半休，在一线主持事务的，已经是以华国锋为首的新事官了。但毛泽东一定没有想到，最主动积极谋划“粉碎四人帮”的，正是他们。当毛一去世，事官系统中人，无论是得益于“文革”的新事官还是受过“文革”冲击的老事官，他们空前并且绝后地团结起来，一举结束“言官系统”，真可谓不费吹灰之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