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知道了，没有技术是不行的。”她用了5年时间，看完七八本专业书，在纸上写下密密麻麻的学习体会。她每个月花200元参加股友会，上了大半年才发现那些人是“瞎胡闹”。这几年，她从来不看电视剧，连广场舞都不跳了，有时凌晨两点钟有了灵感，会马上爬起来在纸上写下心得、总结战术。

　　这个烫着齐肩卷发，戴金项链和翡翠镯子的女人，说话中气十足。她时常处于一种亢奋状态，一边死死抱着自己的电脑包，一边极力为坐在一旁的蒋国荣推荐一种叫做“地球学”的理论。这种理论号称可以算出股票的最高点。

　　“用根号算的。根号啊！你知不知道？”李玲珍略显神秘地问。

　　他俩是在10分钟前认识的，年龄相仿，都没读过什么书。不过蒋国荣算是老股民，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来过广东路，听过大老李的高谈阔论。

　　“以前报纸上讲的都是‘资本市场’、‘社会主义建设’之类的大道理，对我们来说没有用，听不懂。” 蒋国荣说，早期的股市沙龙是资讯闭塞时代，信息共享的场所。时隔多年，再次来到这里时，他发现人们的“语气和眼神”跟上世纪90年代不一样了。“蛮高傲的样子。”他说，“问他什么，他很轻蔑地回一句‘你不懂’。”蒋国荣感叹现在的人们不似以前一样开诚布公、乐于分享了。

　　这条街就是一个江湖。人们面对财富蠢蠢欲动，混合着人性的弱点以及世态炎凉，在空气中升腾。

　　人们关注大老李的一举一动，听说他抛了哪只股票，“不出一个小时，整个上海滩就都知道了”

　　这一种复杂的气息在广东路的上空已经飘荡了25年。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广东路被一种神经质的紧张气氛笼罩着。渴望财富的人们瞪大了双眼，又小心翼翼地怕被扣上投机倒把的帽子。

　　总有一些事情要发生了。这种预感像瘟疫一样，在这条狭窄的马路上缓慢而又坚定地弥漫开来。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的锣声终于在上海滩敲响，驱散了心头疑云。人们无需再畏手畏脚，开始放胆追逐财富。

　　在广东路上，人们从破旧的棚户区里走出来，从一板一眼的工厂走出来，在这条街上探头探脑、小心翼翼。 那时，歌曲《冬天里的一把火》传遍大街小巷，同样也传到了广东路上。在财富的驱使下，原本羞涩的人们开始肆无忌惮地涌向街头。

　　这里毕竟是解放前有200多家交易所的远东最大证券交易市场。当资本的幽灵重回广东路时，这里的景象恐怕要比现在热闹10倍。虽然“老八股”（上海最早发行的八只股票，记者注）的总市值加在一起也不及今日的一家小公司，但在当时，它们是真正的星星之火。

　　谢荣兴是万国黄浦营业部的第一任经理，见证了这把“火”是如何在广东路上“烧”起来的。

　　上世纪90年代初，证券市场的闸门刚刚打开，市场异常火爆，万人争相入市。广东路上排队的人通宵达旦，最高峰时得排上5个通宵，才能拿上一张委托单。专业排队赚取“序位费”者有之，冲乱队伍抢档插队者有之。更有甚者，从营业部所在的建筑三楼攀援而下，再从二楼奋勇跃入排队人海。其中“十六铺”轮船码头的票贩子，一度成为深夜冲击队伍的“插队专业户”。

　　谢荣兴担心，再这样下去，恐怕要“出乱子”。“如果不提高委托起点，排队非排到人民广场不可，并且要排几天几夜的队。”为此，他们不得不规定每笔委托必须超过5万元、10万元、15万元，最终提高到每笔20万元。即便门槛不断提高，广东路上的人潮依然没有散去。

　　投资本是智力活儿，但在股市刚刚兴起的时候，确实也是一场体力的比拼。

　　谢荣兴记得，在万国增发申华股票（老八股之一）的预约单时，发放处人山人海，公安出动。当天上海是阴雨天气，特别寒冷，晚上8点多钟，铁栅栏大门一打开，潮水般的人群冲向发号处。穿着制服维持秩序的人也只能双手抓住铁栅栏，大呼：“不要拥挤，不要拥挤，要出人命啦！”

　　这样火爆的场面在最初的广东路上几乎天天上演，排队疯抢的人甚至被那栋古老的洋建筑粗糙的墙面磨破了衣服。

　　这些排队的人们在抢完委托单之后，仍然不肯离去。“人们来广东路好像上班一样，到时间就来。”老股民钱竹林回忆起25年前的光景，感叹着那条路散发的吸引人的魔力。收盘之后，他们在原地开始聊天、分享信息。

　　那时的资讯并不发达，而信息对在股市中的决策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广东路充当了信息的集散地。谢荣兴脑筋一转，出了份《股市大哥大》，每天闭市后总结当天的股市行情，一度成为广东路最火的资料。当时还需要手写，营业部里字写得最好的人完成后，胶印机开始复印，工作人员私底下叫它印钞机。这份资料卖8角，在黑市里被哄抬到1.2元。

　　报纸更是稀缺资源和跑在别人之前的利器。有人为了能看到第二天的报纸，在前一天晚上报纸进印厂时“偷”出30份，凌晨拿到广东路上售卖，标价1元的报纸能卖到10元。那时人们似乎都不需要睡眠，广东路也因此没有了夜晚。

　　大老李就是那个时候出名的。他早期是上海染化七厂的锅炉工，怀揣4000块进入股市，买的第一只股票是“电真空”。“赚了一点就套住，一直放着。后来涨得不得了。”这只股票由750元跌到480元，最后又涨到2000元。此后，倒卖认购券又给他送来了“超额大红包”。大老李一战成名，赚得第一桶金。

　　他当时是信息“集大成者”。大老李每天在广东路上“讲股票、讲信息、讲基本面”。谢荣兴说他是这条路上出过的最有名的人之一，“嗓子讲哑掉了还要讲”。人们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听说大老李抛了哪只股票，“不出一个小时，整个上海滩就都知道了”。

　　当时的人们听到大老李讲公司的基本面，都佩服得不得了。“公司在哪条路、办公室电话多少、账户上有多少钱，样样都如数家珍。”老股民回忆，他们在底下听得认真，从口袋里拿出笔记本一句不落地记下来。

　　钱竹林是早期的倾听者之一，但他很快就变成了“演讲者”。“当时股民都看不到书，我托朋友从台湾带回来炒股的书。”他迅速成为广东路上一个辐射的热点，追随他的粉丝很忠实，“脚踩一踩就跟你”，钱竹林说，当时的散户们单纯、简单，非常容易相信演讲者的话。那时的股民就像现在痴迷于游戏的年轻人，几天几夜不睡觉。“他们累吗？不累啊！”钱竹林的头发已经全白了，牙齿也不再整齐，但一提起股市，脸上马上爬满兴奋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