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接到同学杨海静写材料的邀请，我很高兴。能写一些关于我父母的经历与文革的材料提供给她作为上课的素材，我觉得这是已经离开讲台的我能对学生尽到的最后一点绵薄之力了——虽然当初不情愿地走上了教师的岗位，但现在离开讲台好多年了，我却又很怀念这个能纯净心灵的地方。能给学生尽一点力（尽管我不认识她的学生），我感到很荣幸。杨海静是我上大学的好友，尽管不是同一个专业，但在女同学里，论谈得来，她排在第一。我曾经和她聊过很多感兴趣的话题，什么价值了，历史问题了，现实问题了，聊了很多很多。我很佩服她的才学和人品。有同学说她天天迷迷糊糊，但我知道，也了解她的迷糊，她的迷糊是因为她对不感兴趣的东西毫不理会，太俗的东西她不感兴趣，所以在旁人眼里她才迷糊。但在感兴趣的话题里，她相当有见地，是女同学里很少见的有主见、看得透、有思想的人。十三年没有见到了她了，祝她工作顺利，能在三尺讲台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感谢她给我这次机会让我写点东西，顺便纪念一下我的母亲。

正文

其实我是个不孝顺的人，因为我对父母的喜好、性格一概不了解，与他们沟通也很少。直到2013年爸爸来海口看望我刚出生的儿子，我带他去三亚玩，我才发现爸爸真的老了，满头白发。而我呢？却没有尽到一天的孝心，心里真的有愧。子欲孝而亲不待——真说到人的心里去了。他奔七的人了，却还为我的惦念我，而我却屡次惹他生气，这叫什么儿子呢？看到他，也更使我怀念我已经去世6年的妈妈，多少次我在梦里见到她，但现在已经阴阳两隔，无法再见面了。

我父母的经历真的很平凡，他们与新中国同龄，都是1949年出生的，属牛，也都是土生土长的黑龙江齐齐哈尔人。

我爸爸从小家境贫寒，因为祖父有病，常年不能劳动，全靠奶奶一个人，而且家里人口又多，所以生活困难是一定的了。爸爸是老二，岁数大，必然干活也要多。听他说，上学的时候上半天课，上午上课下午去干活，否则家里吃饭就成问题。一直到我爸爸一个月能挣5块钱奖学金，才算是改善了一下家里的生活。祖父是哪年去世的，我不清楚，只知道是在文革之前，活了六十岁左右（也可能不到六十岁）。

1966年，文革爆发，停课闹革命。爸爸是贫下中农出身，天生的“根正苗红”，于是也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和其他同龄人一样，参加了红卫兵，去抄家、去斗“黑五类”。但我爸爸有同情心，尽管也去抄家、去参与批斗，但都是不得不去，也从不打人，跟潮流而已。

我爸爸后来能成为美术教师，和“文革”也有很大关系。那时候天天写大字报，爸爸本来写字就好，抄写大字报的任务就当仁不让地落在他的肩上，于是爸爸的字是越写越好，越练越精。后来下乡到农场，爸爸直接到连队做宣传工作，就是因为板报写的好，露了脸，被领导挑中，他到农场后基本没干过农活，工作属于当时上等的美差了。

也是在文革，在批斗一个美术老师的时候，爸爸和美术结了缘。爸爸很同情这位老师，他也看出爸爸小孩不错，很仁义，对美术也喜欢。于是开始教爸爸画画（这件事年代太久远了，我上小学的时候爸爸对我讲的，大概是这样，细节我记不清了），我爸爸和他学了两年的画，一分钱没花。爸爸经常说，这要是今天，学两年画，就得用钱堆。

两年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爸爸的画大有长进，水彩、油画、国画都很不错，也跟着老师读了很多美术理论的书，美术史也读了几遍，基本算是出师了。其实我很佩服爸爸的画，因为我觉得很好，但他很谦虚，他亲口对我说过：“1986年我到哈师大，看到那些人画的画，才感觉到自己水平真得不行，人才太多了。”现在这些话，估计爸爸已经忘记了，但在我的头脑里却有深深的印象，因为这让我知道了年少轻狂是要不得的，而我恰恰很自负过，很轻狂过。走入社会后，我才知道天外有天，自己不过是沙滩上的一粒沙，再普通不过了。爸爸的谦虚和低调，值得我永远学习。

1966年，文革爆发之初，爸爸正在齐齐哈尔第十一中学读书。参加红卫兵闹了几次“革命”，紧接全国大“串联”兴起，爸爸响应中央的号召又随着学校的同学去串联。奶奶借了5块钱让爸爸带上，依依不舍地送儿子出远门。17岁的爸爸就这样第一次踏上火车，来到了北京。

爸爸赶上的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据爸爸和我说是1966年9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具体日子他记不清了，只记得凌晨两点就排队从鼓楼出发，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一到下午才走进天安门广场。当时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全是中学生。我查了一下资料，毛主席是9月15日下午5点多开始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总人数150万，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左右。由于我爸爸个子矮，站在队伍最前列，当毛主席的汽车开过来的时候，爸爸透过车窗看到了毛主席的侧脸。这件事，他不止一次地对我提起过，说他见过毛主席。其实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有什么呢？不就是见到了最高领袖嘛。但在那个狂热的个人崇拜的年代，见到毛主席绝对不简单，确实值得炫耀一番。爸爸说，晚上又参加了游行，累的要命。我想，这次到北京的经历，他一定刻骨铭心。

在北京折腾了一个多月，爸爸又和全班同学到上海串联，在上海又折腾了将近一个月，直到1967年1月份才回齐齐哈尔。爸爸回忆说：“走的时候穿单衣，回来的时候家里下了很大的雪，冻得浑身发抖，把你奶奶心疼的不得了”。爸爸还说：“走的时候带了5块钱，回到家还剩3块钱。买什么了呢？我那时候喜欢吃山楂片，买了一些山楂片吃。还在上海给你老姑买了一把小花伞”。今天一想，很多人可能很好奇那个年代，也很羡慕“串联”，免费去玩，有什么不好？可仔细一想，国家和民族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停课闹革命，耽误了教育事业。免费去串联，影响了社会秩序，挥霍了国家财富，得不偿失。

串联回来后，爸爸接着上学，可基本就是玩了，学什么啊？没法学，天天念毛主席，文化课都是对付，大学也不招生，上学还有什么意思？除了跟老师学画，就是在家里帮着奶奶干活，一点前途都没有。

1968年，全国开始上山下乡，去农场下乡就是正式职工，能挣工资。反正在家也是没前途，还不如下乡挣工资呢，也能补贴一下家里。当时要去的地方是黑龙江农垦总局九三分局。奶奶和大姑都反对爸爸下乡，她们原计划是大姑下乡，能补贴家里，爸爸留在家里能帮助奶奶干活，就这么说定了。大姑不止一次的与我聊天谈起过当时的情况。大姑和好几百的同学做了七八个小时的火车，好不容易到了地方，刚下火车就有人在背后大喊“姐——姐——！”，大姑一回头，原来是爸爸，大吃一惊，“小弟，你怎么来了？”“我偷偷跟来的啊”，爸爸若无其事地说。大姑说，当时她看到爸爸的时候，心里特别，因为报名来的知青都发了统一的衣服和棉被，而爸爸是偷偷跟来的，什么都没有，冻得要命。好在同车来的都是同学，大姑又能张罗，给爸爸凑了一套“装备”，爸爸就这么成了第一批知青下乡到了农场，那年，爸爸19岁。

接下来就简单了，爸爸在农场干了几天农活，就因为能写能画，调到连队搞宣传，先后做过保卫干事、机要通信员、气象员，最后当了教师，一直干到退休。吃苦也吃了点，比如曾经遭遇过宿舍的火灾，好在父亲睡在门边，很快就冲出来了，与死神擦肩而过。不过总体上来看，在农场的日子，爸爸比妈妈要顺利得多。

与爸爸相比，妈妈的经历就要艰难一些了。我的外祖父一家勤劳能干，人也本分，家境条件很好。不过在那个年代这就不是好事了，土改的时候划成了富农。我的妈妈就顶着“地主崽子”的帽子委曲求全地熬过了文革。妈妈不止一次的说过，尤其是1997年邓小平去世，她说：“无论别人怎么评价邓小平，但是我得感谢他，没有邓小平，我到现在也翻不了身”。

外祖父家解放前在农村有很多地，也挣了不少钱，在齐齐哈尔市里也有自己的房子，用今天的话说，算是“土豪”。黑龙江是全国第一个解放的省份，1946年4月24日齐齐哈尔就解放了。所以东北的土改也是全国最早的。1946年底，东北就开始土改。我外祖父家在土改时被划为富农，这下惨了，不但外祖父被批斗，而且差点被抓走，听妈妈说，家里有枪，结果被人揭发了，工作队逼问我外祖父枪在哪里，当时外祖父刚20多岁，吓得语无伦次，无论如何想不起有枪这回事。后来还是一个老人提醒，说枪在屋顶上。派人上屋顶一找，还真找到了，原来是为了防土匪和苏联“老毛子”，妈妈的爷爷不知道哪年哪月弄的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扔到屋顶上了。于是工作队要抓走外祖父，估计抓走就得定个“土豪劣绅”，没有好果子吃。辛亏家里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去找人，找关系，才把这事平息。

土改结束之后，家被分了，连住的地方都没了。苦苦坚持了几年，57年反右，又要把外祖父全家下放到黑龙江省拜泉县，然后又是一番找人找关系，终于不用去拜泉县了。但是必须要迁出齐齐哈尔市，去郊区务农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能去哪里呢？天下之大，不知道能去哪里。好在在我外祖母有点“背景”，于是就全家搬到了齐齐哈尔东市郊一个叫宛屯的村子——（我外祖母叫宛素兰，那里正是我外祖母的父亲第一个住在那，逐渐形成了比较大的一个村）——那就是外祖父家避难的地方。

外祖父一家就这么到了农村。我妈妈就在宛屯长大。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我妈妈学习成绩很好，考上了齐齐哈尔第五中学（当时是重点中学），理想是当一名医生，因为她唯一的姑姑就是医生。不过因为顶着“地主崽子”的帽子，她最终的理想还是破灭了。

那个年代能入团是多少青少年梦寐以求的事情啊！成为一名共青团员，就意味着上进，意味着荣誉。凭妈妈的表现，入团是不成问题的。可惜，在那个政治当先的年代，我妈妈几次写入团申请都被团组织拒之门外。最终，她一直到死，政治面貌写的都是群众，这也算是妈妈的遗憾了。

1966年“文革”爆发，高考是没戏了，学习还有什么意思呢？妈妈的一个英语老师不就是就被批斗的时候打死了嘛，“臭老九”还有好下场吗？读书的结果还不是被批、被批臭、然后再踩上一脚？何况，外祖父家在农村，回家也是务农，城市招工基本不可能，即便是招工，“地主崽子”也没戏。还是另谋生路吧。机会来了，黑龙江农垦总局（也就是着名的北大荒）到城市招知青，妈妈全班50多人，只有三个选择不去，其他全部下乡，有19人去了龙镇农场，34人去了九三分局的尖山农场，我妈妈就是这三十四分之一，当时她17岁。

上小学的时候，爸爸一给我讲串联的往事，我就特别感兴趣，因为可以免费旅游，而满天下跑正是我喜欢干的事情。我这时候总要问妈妈为什么不去串联。妈妈说：“我下乡的时候，串联还没开始呢，我下乡比你爸早，是你爸的前辈。”

很多人包括研究文革历史的人，都以为1968年才是第一批知青下乡。其实不是这样的，1968年之前就已经有知青陆陆续续下乡了，只不过1968年是大批下乡，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当时都管68年下乡的知青叫“大茬子”，因为他们是第一批，我爸爸就是“大茬子”。我妈妈下乡是1966年，比1968年大规模知青下乡还要早两年，所以应该叫“老茬子”才对，其他的批次依次类推。

妈妈下乡吃过的苦比较多，妈妈沉默寡言不太爱说话，而且性格倔强，万事不求人（这一点我随我妈妈），再加上出身不好，受苦是必然的。妈妈干农活干了很多年，后来又调去工程连搞建设，都是出大力的活，妈妈又瘦又小的身材，怎么熬过这么多年的呢？我至今也想不明白。但有一点是无疑的，那就是——又苦又累。更可怕的是，她还要面对险恶的政治斗争。七十年代，有一次，妈妈和一个女同事拌了几句嘴，那女同事立即大叫“地主崽子还想翻身？”马上联合一批姐妹，要批斗妈妈。辛亏有其他女同学提前通报，吓得妈妈躲到别的连队女同学的宿舍去，她才躲过这一劫。如果批斗成功，上纲上线，等待妈妈的结果可想而知。

妈妈在农场工作了三十年，一生最美好的年华都留在了黑土地。她有一个自己的总结。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为了纪念北大荒开发若干周年，要搞一个全局的小学生演讲比赛。演讲内容要求是真人真事。好家伙，其他的选手演讲内容都是报纸上的别人的事迹。唯有我演讲的内容，是我妈妈自己亲笔写出来的，这就是她对自己的总结吧。这么多年过去了，具体内容我都忘了，只记得说妈妈动手术不敢请假，怕影响不好，说自己装病，结果妈妈坚持坚持再坚持，实在坚持不住了，才有领导说情，回到齐齐哈尔动手术。动手术这件事我一清二楚，妈妈字里行间也说的是实情，但她较“傻”，没有把带病坚持工作上升到理论高度，没有把带病工作说成是为了农场大业，没有把带病坚持工作说成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诸如此类的话妈妈不会说。她“傻呼呼”地实话实说，是因为怕别人说自己装病。但在比赛时，我异常的平静，没有什么激动的感觉，因为我觉得那就是她，挺平凡的一件事，为什么要装出一个深受感动、涕零直流的样子呢？我的演讲顺利结束，但我并没哭，因为我确实觉得没什么可哭的。最终一个小女孩上场了，她演讲的内容也是一个先进人物，可那个人跟她八竿子打不着啊，既不是她爸，也不是她七大姑八大姨，地球人都知道那个模范人物是别的分局的。而小妹子在演讲结束之际放声大哭，痛苦流涕，终于赢得了同情，她得了第一名。当时我觉得自己很无能，对不起学校对不起老师，因为我只得了二等奖。现在我终于搞懂了，因为我的演讲没有作秀，而她用作秀赢得了评委，大概是老师教的。仔细想想，还真有意思，我现在可以保证，我的平静是发自内心的平静。她的痛哭是不是发自内心我不敢说，但我敢肯定，到了今天，那妹子也快奔四了，她的内心感触觉对没有我这么深刻，因为她早把那个八竿子打不着的模范人物忘记了。

妈妈就是这么“傻”，平平淡淡把儿子应该得的奖项让给了别人。

1976年，文革结束了，妈妈终于被摘了“地主崽子”的帽子，3年后，我出生都几个月了，妈妈才抓住了一次难得的机会，通过考试，成了一民教师，教英语。

“文革”对我妈妈来说不啻是一个噩梦。如果没有“文革”，我妈妈没准早就实现了当医生的梦想，但因为文革，我妈妈耽误了十年的青春，妈妈经常说：“我有时候不敢教课，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过是个中学毕业，现在教中学，我是如履薄冰，生怕教不好，教错了。刚当上老师那几年，我天天抱着英语书看，尽管我上学的时候学过英语，但66年到78年，12年的时间我没有摸过英语，都快忘光了。当老师了，教英语了，不敢面对学生。很多东西都是自己琢磨，自己研究，才逐渐磨练出来”

妈妈当老师兢兢业业，但她从来没有得过什么先进，可我知道，因为带病坚持上课她却经常得到全校范围的表扬。因为我小时候非常喜欢跟着妈妈参加开学典礼，结束后会给学生放电影，我好混个电影看。在开学典礼上，学校领导做上学期工作回顾的报告时，在兢兢业业工作的老师名单中，总能提到妈妈的名字，也总是被表扬。妈妈没当过班主任，又不爱说话，荣誉自然很难与她有缘。不过，妈妈的辛勤劳动，得到了回报，也得到了学生的认可。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年爸爸出差学习，妈妈重病住院，大姐刚上初一，我和二姐还在上小学。三个小孩都不会干什么家务，家不成家。是妈妈的学生来我家给我们做饭，一直坚持到妈妈出院。爸爸的学生也做过这样的事情，爸爸领妈妈去哈尔滨治眼睛，家里三个小孩什么都不会干，是爸爸的学生轮流照顾家里，我们才度过难关。现在一想起，这都是爸爸妈妈兢兢业业工作的结果，如果学生不认可老师，谁还能替老师分忧呢？老师要用心来对待学生，学生才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至于爸爸妈妈能走到一起，其实他们也都很有感触。因为“文革”，他们不得不下乡到农场，因为爸爸家境条件不好，妈妈家庭出身不好，找对象都是老大难，因缘聚合，他们结婚了。如果没有“文革”他们也许会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上过得很好，一个去当医生，一个去当艺术工作者。但因为有了“文革”，他们走了现在的路，尽管这条路很艰难，吃了很多苦。妈妈倔强，爸爸喜欢喝两口，两个人打打闹闹地过了这么多年，有哭有笑，也苦有甜，走过了一辈子。尽管小的时候我痛恨过这个家，希望早点走出去。但现在回头一看，我还是爱这个家的，爱我的父母，爱我的姐姐，尽管我嘴里从来没有表现过。我非常喜欢一句诗“走过了遥远的流浪途，尝尽了途中的风雨露”，也许这句诗就能涵盖爸爸妈妈的一生吧！

2009年妈妈去世了。爸爸2013年来海口看孙子，有一天晚上和我聊天，我正半躺在床上看书，他和我提起了一件小事，我现在想起来还感觉很温馨同时又很心酸。爸爸说，他刚认识妈妈不久，那时候他们都刚二十四五岁，活蹦乱跳的年纪。又一次，爸爸正在和一帮兄弟大呼小叫地打扑克，忽然有人传话，说妈妈让爸爸去她宿舍一趟。爸爸莫名其妙地去了，见到妈妈半躺在床上看书，看的什么呢？——《西游记》。爸爸说：“你妈那时候就喜欢看书，一直坚持到得了脑梗塞，看不了书了。”我立即潸然泪下了，——因为我当时手里捧的正是看了无数遍的《西游记》。——现在的我正和四十年前的妈妈一样面对着爸爸，只不过一个是年轻的爸爸，一个是年老的爸爸。而我和妈妈也以同样的半躺姿势做同一件事，真是物是人非，欲语泪先流，怎么能不心酸呢？

妈妈找爸爸做什么呢？原来妈妈要带爸爸回家看看未来的老丈人，空手回去是不好的，带点什么礼物呢？爸爸交际能力强，有一帮兄弟帮衬，妈妈想让他帮着弄一袋粉条带回齐齐哈尔，那时候这可是稀罕货。爸爸一听，这还不好办：“某某某，是我哥们，就在食堂工作，我一句话的事”。说完转头就走，到了食堂两句话就搞定了。结果，爸爸和妈妈背着一袋粉条回了齐齐哈尔，外祖父立即杀了三舅的羊，招待未来的女婿。——这都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爸爸仍然记在心里，那么清晰，就像发生在昨天。

本来母亲去世后，我就想写点什么，但一直提笔无言，不是不想写，而是做儿子的不了解妈妈，不知道写什么，因为妈妈太平凡了，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一样，迟早会被这个世界遗忘。但在这份普通里，我逐渐觉察出了不平凡。我这个人不信神，不信邪，但现在希望能有神灵，有地府，这样我死了没准能再见到妈妈。或者能有天堂也好，没准她正在天堂里对我笑呢。

人早晚得死，如果我真死了，我惦记我的儿子，就和妈妈惦记我一样，就和现在仍然生活在北方远隔8000里之外的惦记我的爸爸一样。我当了父亲，终于体会到父母对子女的爱了。

愿妈妈在另外一个世界能活的！愿爸爸长命百岁！

2015年4月3日夜写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