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秉明作品《鲁迅》，现藏中国艺术研究院(资料图)

本文摘自《为文化名人算经济账：鲁迅时代何以为生》，陈明远著，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从小就在语文课上学习鲁迅。老师说：“鲁迅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在青少年的心目中，他身着朴素的中式长衫，再冷的冬天也不戴手套、围巾，一年四季穿一双黑帆布面胶底鞋。头发乱蓬蓬，很长也不剃。听老师说：国际友人史沫特莱邀请鲁迅在大饭店吃饭，西仔竟然看鲁迅衣衫朴素而不准他进门!许多回忆录记载：鲁迅虽然生活俭朴，却节省很多钱支援革命。

“史无前例”时代，25岁的我，从中国科学院被押送到劳改农场。不发工资，每月仅15元人民币的最低生活费。身披无产者的劳动服、头戴“资修反”的“帽子”。人拉犁、扛石料，干牛马活、吃猪狗食之余，还是改不掉老九的臭毛病：一到休息时瞪着双眼就想看书。当时只准学“马恩列斯毛林江”。幸好农场还有一套《鲁迅全集》，这是作为革命文献发下来给群众轮流自学的。

我这个“专政对象”，当然在传阅“革命文献”方面最靠边站。《鲁迅全集》前几卷精彩的部分，如《呐喊》、《彷徨》等，都被“内部矛盾处理”的别人抢去看了，连《两地书》、《集外集拾遗》都轮不到我，读书预备队排得挺长挺长……只有那上、下两册簇新精装的《鲁迅日记(1912—1936)》，谁都是翻了翻也不愿过目的，扔在角落里。好吧，我就在冷而又冷的角落，自学这冷而又冷的《鲁迅日记》吧。

沉沉的两大本，厚厚的千余页。那是多么枯燥、琐碎、繁复、乏味的流水账啊!记得鲁迅自己描述过：

我的日记……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圆……尤其是……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几成几了，零零星星，总是记不清楚，必须有一笔账，以便检查……

但是，旗手的账，总不能算作“变天账”罢。

百无聊赖之际想：好罢，我正好是学数学出身的，就来查查鲁迅的账罢。“中国文化人经济状况”的自选研究课题，原来是这样开始的。

首先注意到鲁迅每年都买很多很多书，每年日记后面都专门附有一篇长长的“书账”。从1912年5月鲁迅抵达北京，到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病逝，在24年又5个月的漫长岁月里，鲁迅一共记载了25篇书账(每本日记一篇)，共计购书9600册，及古碑、刻石、画像等拓片6900百张，真是洋洋大观!一看书名就像翻开菜谱一样：那都是很好的书，其中有许多很珍贵的书!这是我最羡慕的!

鲁迅爱逛琉璃厂、淘古物字画，爱吃馆子、摆酒席，孝敬老母，资助亲友，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时就雇用女工和车夫;后期在上海住大陆新村三层楼房，他和许广平、幼子海婴三人更雇有两个女佣，晚年全家经常乘出租车看电影、兜风、赴宴席……但那么大的开销，得需要多少钱啊?

中国文化人，一向出于清高“耻言钱”或出于隐私“讳言钱”，然而我在牛棚里，没有钱，才懂得钱的重要性。鲁迅1923年曾向我们的祖父母一辈人(那时都是莘莘学子)作过“娜拉走后怎样”的报告。一针见血地挑明——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61页。

那么鲁迅一生究竟挣了多少钱呢?没有人精确统计过。太费事了!只有像我这样的傻瓜，才干这样的傻事。我庆幸“十年浩劫”没有白过，收获之一就是算清了鲁迅24年又5个月，即8000多天的账。按照鲁迅在日记中的自述，他的收入(如果没有遗漏的话)来自下列四方面：

(1)公务员收入

民国一成立，鲁迅就应蔡元培之召，担任教育部公务员，时间长达14年之多;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正式职业。他的名义收入如下——

1912年5-7月，每月津贴60银圆;8-9月，每月“半俸”125银圆;10月后定薪俸220银圆。　　

1913年2月后薪俸240银圆，12月后仅有九成即216银圆。

1914年8月薪俸增为280银圆。

1916年3月后增为300银圆。

1924年1月(民国十三年1月)重缮之《社会教育司职员表》载有周树人应得四等三级“年功加俸”(每年加薪)360银圆。但是20年代以后教育部经常拖欠，实发三分之二即平均月付200银圆左右。

(2)教学收入

“五四”以后，鲁迅除了供职教育部以外，还先后在北京的八所学校兼课，时间长达6年(1920—1926)。1920年8月接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请，兼任北大国文系讲师，同时又兼任高等师范学校(后为北京师范大学)讲师，每周各一小时，讲授《中国小说史》，月薪各18圆，共36圆大洋。鲁迅兼职的其他六所学校是：世界语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5圆)、女子师范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3圆5角)、中国大学(1925年，月薪10圆)、黎明高中(1925年，月薪6圆)、大中公学(短期)，另有一处“集成国际语”学校是义务讲课。

但当时北京各校经常拖欠薪金。从1921年4月以后《鲁迅日记》才有“往高师校(北京高等师范)取薪水”的记录，9月以后才有“往(北京)大学取薪水”的记录。1921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52圆(并非全部);1922年日记缺失;1923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129圆;1924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8085圆;1925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7283圆。期间他去西安讲学一个星期，得讲学费300圆大洋。

1924年在鲁迅的经济生活中是一个转折点：在他的年收入构成中，第一次出现了本职收入(教育部薪水)少于业余收入(讲课费及稿酬、版税)的情况。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占59%，超过一半;而本职收入仅占41%，也就是不到一半。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由林语堂推荐专任厦大国学院研究教授，月薪国币400圆;1927年2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受聘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国币500圆。

(3)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收入

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4年又1个月中，由蔡元培推荐，鲁迅受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圆大洋(1929年1月起《鲁迅日记》中改称为“教育部编译费”，实质上是一回事)。由大学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计14700圆大洋，折合黄金490两。

(4)写作、翻译和编辑收入

1907—1908年曾有《人之历史》等多篇论文在东京《河南》杂志发表，稿酬约为千字2银圆大洋，共约得100银圆;他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翻译外国小说也得到200银圆左右的稿酬，主要贴补家用。

但是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诗歌、论文、杂感，都是不计稿酬的无私奉献(详见下文)。到1923年他的日记中才开始有收入稿酬的记载。

后期鲁迅在上海(除了领取大学院津贴以外)主要以“卖文为生”，也就是作为自由职业者，依靠版税、稿酬和编辑费生活。一开始北新书局每月支付给鲁迅的版税是国币100圆和《奔流》杂志编辑费100圆;他在报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千字5—15圆，鲁迅每月收入至少500圆，生活比在北京时宽裕得多。但是北新书局经理克扣大笔版税，1929年8月鲁迅找律师与之谈判，维护了自己的著作权，索回2万多圆应得版税，合2009年人民币140多万元(详见后文)。

到1932年“大学院”津贴撤销以后，版税和稿酬成为鲁迅的最重要经济来源。

我统计的结果：1912年春至1926年夏鲁迅在北京期间，共收入银洋大约41000圆(其内1922年日记残缺，为估计数)，月平均245圆;1926年夏至1927年秋，鲁迅在厦门和广州期间整一年，共收入教学费国币5000圆，月平均417圆;1927年秋至1936年，在上海期间，他共收入国币(法币)75278圆4角1分，月平均697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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