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我调到延安军委作战局工作，与彭老总有过一面之交。但直到1954年6月，我调到彭老总办公室工作，任分管军事的秘书，才开始真正接触、了解彭老总。虽然我在彭老总办公室工作的时间不长，1957年下半年即离开，到军事学院学习，但三年多的朝夕相处，使我了解了彭老总作为军事家以外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如果彭老总有机会受教育，可以成个经济学博士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毛泽东年谱》时，组织了一个审读会，邀请我参加，因为我对解放战争这一段比较熟。去了以后，我看到《毛泽东年谱》下卷第283、284页编进了一个材料。1948年2月，彭老总率领西北野战军从陕北南下关中，在延川住了两天。他派秘书调查街上的小商小贩。根据调查结果，2月14日，他给中央发了个电报，说现在延川很萧条，纳税商户只有13家，且没有一家雇人的，都是小本经营，卖枣子、馒头、针线、火柴、土布、棉布之类的。一年实际上总共只收到9石细粮的税。彭老总建议，停征营业税一年至两年，以便恢复战前市场,活跃经济。

毛泽东看到这个建议后，非常重视，明确指出：“各地对于工商业的税收政策的内容及其结果如何，完全没有或很少向中央作报告。”“据所知的远不完全的材料看来，极端危险的带有破坏性的既不符合于正确的经济观点，也不符合于正确的财政观点的冒险主义的税收政策是存在着的。这种冒险主义的政策必须加以纠正。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认真检查一次对工商业的税收政策，以其结果报告中央。”当时解放区人口1.6亿，县以上城市482座，其中包括东北的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和河北的石家庄。可以说，毛泽东接受彭老总的建议，活跃了城乡经济，使1.6亿人得到了好处。

从工作分工上来说，彭老总负责指挥打仗，地方工作是西北局的事。也就是说，他完全不管这件事，也不能说他失职。但是，彭老总始终非常关心经济。他常常说，军事仅是手段，最终目的还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跟着他出差，无论到哪，他都关心经济，注意调查研究，特别是农民和工人的收入。

由此，我又想起了1959年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写给毛泽东的信。这件事的过程和后果，现在是众所周知的。我想，如果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接受了彭老总的意见，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这两件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彭老总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是负责军事的。他的夫人浦安修说，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多管经济呢？彭老总说：我是政治局委员，我看到了不能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