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骏：勤奋是我的发动机
　　
　　当突然失去出国资格、当有了发明创造、当面临被几千人起诉、当有辆“五手车”要卖、当不懂法律却开了律所……当面临这些生活“壁垒”时，你会怎么做？且看唐骏怎么做。
　　
　　我的“4+1”理论
　　
　　经常有同学和我说：到了大二、大三却发现自己仍不知道未来的前途，会突然迷茫——也经常考虑怎么能让自己变得成功？怎样超越自我？
　　
　　我曾提出一个“成功4＋1”理论。实际也是大学生走向社会时需要具备的几个要素：
　　
　　第一个是“智慧”。光有知识就叫智慧吗？不是。具备运用知识的能力才叫智慧，所以上大学不只是简单地把书本读会。读什么专业固然重要，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能力。很少有学生看到复杂的方程式会眼睛发光、会兴奋的。那还该不该学？要学！也许不是你的兴趣，但你必须强迫自己，培养毅力和学习的能力。大家踏进社会后至少有一半工作不是你喜欢的。不喜欢就可以不做吗？社会可没那么简单，社会不是你想象那样的，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一个刚踏出校门的学生，你还没有核心竞争力。社会竞争很激烈，你应该先在不喜欢的岗位上把工作做好，把你变得有核心竞争力，有了竞争力以后，再来改变。
　　
　　“机遇”也很重要。很多人把自己的不成功归结于机遇的不公平。其实在大学时每个人都差不多，而十年以后，为什么有那么大差别？我们再来反思一下，难道每一个机遇都是公平吗？机遇肯定是不公平的，机遇肯定只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勤奋”也非常重要。我没有其他本事，只有勤奋，一直勤奋！很多人问我：唐骏你从一个普通的软件工程师——写代码的工程师，七年时间怎么就可以成为中国区总裁？这在微软历史上没有过，在中国的外企也没有的。难道是聪明吗？你看我的样子就知道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你看不出来的是我几年、几十年如一日的勤奋。我没有其他秘密，只有靠勤奋。一点点聪明，加上十点的努力，就足够了。领导不会讨厌勤奋的人，勤奋在一个人的职业生涯中比什么都重要。在座的大学生，今晚一定要把两个字带回去——勤奋——勤奋会影响你的整个命运。
　　
　　“4＋1”里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是“激情”。做什么事都要有热情。如果你对每一件事能做到全身心地投入，那成功的概率会多很多。
　　
　　同时，大学时期你要尝试改变“性格”。大学是什么？大学是个“小社会”。跨进校门时就进入改变性格的阶段。如果你连性格弱点都改不了，你就离成功差得远了。什么是好的性格？没有固定定义。其实就是那些公认的性格：热情、关爱、正直、坦诚……如果这些都在你身上体现出来，别人会不喜欢你吗？为什么性格决定成功？因为机会跟性格联系在一起。
　　
　　机会有三种，一种是别人给的；第二种是争取的；第三种是运作出来的。当每个机会出现时，靠什么把这个机会变成你的？靠的就是你的性格。我们需要培养一个好的性格，让周围的人都认同你。你要用真心来对待每一个人，用正直向上、关爱的心态来对待周围每一件事。
　　
　　一个天天到教育部门口“上班”的研一学生
　　
　　因为性格的缘故，我大学时丢失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虽然成绩第一，却没有拿到出国资格。但我没有放弃可能属于我的机会。
　　
　　因为当时大学的出国名额经常有用不掉的，于是我给每个学校打电话询问是否有出国名额。幸运的是，我居然发现了一所学校有——北京广播学院。当我发现这个机会时，就赶紧把广播学院写上我的第二志愿。北广的研究生老师问我：我觉得你的考试成绩很不错呀，为什么要来广院呢？我说我是为了中国的广播事业而来的。（笑）
　　
　　他不理解：那么好的学校，那么好的分数，居然不在本校，要来广播学院？我们可以接受你，但你要记住一点：这里只是研究生班，不能拿硕士文凭。我当时就：为了中国的广播事业，有没有学位没那么重要。我来的目的很明确！（笑）
　　
　　把全部转到北京广播学院后我就开始争取出国机会了。如果出不了国，我就会变成一个只读过硕士班、没有文凭的学生呀。我问老师：听说学校出国研究生名额还没用完。他说：对。但已经过期了。你不是为广播事业而来吗？怎么跟出国有关？我一本正经地说：中国的广播事业很落后，需要去国外学习一些先进的理念、先进的技术回来呀！（笑）
　　
　　虽然已经过期，但我还是立刻准备到教育部去反映这个情况。我拿着资料跑到教育部出国司。他们说工作已结束，已经报部委领导了，不可能有特例。
　　
　　于是我开始每天到教育部去上班——当然只是在部门口。每天早上我都比司长提前到，他7点半上班，我就7点到，每天早上都问候他：早安。中午他出来吃饭，我就说：李司长，您吃饱一点。他觉得奇怪，因为他早就不记得我了。吃完饭，我会说：中午还早，您休息一会儿。晚上下班时，我会说：明天可能下雨，您别忘了带伞。但他仍然没有理会我。第二、第三、第四天我继续这么做。
　　
　　人不怕狠，就怕被惦记。当时我采取暴力行动，可以吗？犯法。我写信有用吗？没用。我直接找他，强势姿态对他？不可能。人类最原始的沟通方式是什么？是感动，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个人无论成长到什么高度，他为之感动的东西都是相似的，你要做的，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表现。
　　
　　很多天过去了，他已经顶不住了，连我都快顶不住了：每天这么早上班，还这么晚下班。第五天，他问我：同志，你到底要干什么？我回答：我就是广播学院那个，关于出国研究生的事曾找过您。下午时，见我还站在那里，他也开始跟我打招呼：跟我上来一下！就这一句话，我就知道有门了。
　　
　　下午我就把新的资料交给他。就这样：通过努力，把一个在外人看上去根本遥不可及的机会，变成了我的机会。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勤奋，靠的是执着，靠的是热情。
　　
　　当有一个机会离你一步时，你不妨学唐骏的方式试试？很多人不知道碰到这种壁垒该怎么做？离它远去？那机会肯定离你远去。直接的冲撞？一定是头破血流。那既不能去撞，又不能跑开。到底怎么办？绕过去！
　　
　　我和“宏观经济学”紧密相关
　　
　　昨天我在日本跟几大证券公司开会，聊到一些宏观经济方面的事。他们很奇怪：没想到唐骏对宏观经济也有了解。我说不是了解，而是亲身经历过。（笑）
　　
　　1985年-1990年，我去日本留学。当时80年代初的日本，没人看得上。但是突然有一年，日本经济一下子腾飞了。1985年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我说：没什么事。1985年在世界范围、日本范围确实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但是有一个细节发生了：有个人来到日本。（笑）
　　
　　我接着问他：日本经济崩溃是哪年？1990年。1990年发生什么事了？我们自己也都糊涂，但是实在不知道日本经济为什么一下子崩溃了？我说：提醒一下，有个人离开日本。（笑）
　　
　　我说：再问你，美国经济什么时候开始腾飞？他说：1990年呀，1990年你在哪里？我说，你应该能猜出来。（笑）我再问你，美国经济走下坡路是哪一年？1997年。你不会是1997年离开美国吧？我说，你现在还有点脑袋。
　　
　　我说：问你一下，中国的经济高速稳定增长，你觉得应该从哪一年开始？他说，差不多是1997年年底吧，那年你回国了？我开玩笑：你现在还像个证券分析师，有头脑了。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现在都不敢离开中国。虽然我知道我离开中国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但是如果离开了，发生点什么，我真的要吃不了兜着走了。经过五年日本、七年美国，又回到中国。再回过头想，挺有意思的。
　　
　　于是，我经常开玩笑说：比尔盖茨听了我的故事后，非常担心我离开微软后，微软会出现类似的经济低谷，所以赶紧给了我“微软终身名誉总裁”的称号。
　　
　　一个小发明救了一个知名公司，也成就了我自己
　　
　　12年前我从美国回来时，搞了个小发明。当时我很兴奋，但跟中国很多企业沟通时。他们都说：这东西一点技术含量没有。但我没有放弃，我相信这个东西一定会有人气。在日本我刚谈了一家，他们就非常有兴趣。于是大家今天在街上见到了一种叫“大头贴”的机器。
　　
　　后来我又做了一个跟大头贴相近、但技术含量高一些的东西——大家常见的卡啦OK中的“计分器”。经常有人说：唐骏，原来是你发明的，怪不得不准！当时我做这个发明时，做了很多数学模式。同时用自己的标准制定一个体系来打分：如果我自己唱一个曲子，连自己都感动，那给个90分；唱得一般就给70多分，唱得不好就给30分。唱到最后我想多少分就写多少。所以实际上这是我的标准，如果你唱的效果跟我最相近就能得高分。所以想得高分？很简单，在KTV模仿唐骏的声音吧。（笑）
　　
　　但专利发明出来，光自己唱唱歌是没意义的，应该投向市场。当时我还是一个学生，一无资金，二无市场。怎么办？我应该寻找一个买家。后来我把专利卖给一个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据说现在还有点名气，叫“三星公司”。（笑）
　　
　　当时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公司是日本的先锋公司，市场份额27%，第二名是三星公司，但只有2.3%的市场份额。我跟老大合作，他当然不会理我。于是我就跟老二合作，经过一番周折。他们最终决定给我8万美元。我跟他们说：中国人不在乎钱的！8万也好，7万也好，都不重要。（笑）其实我的心理价位是5万美元，就这么一笔生意，改变了我的人生。
　　
　　后来我才知道三星公司当时快倒闭了，却因为拿了我这个专利，市场份额从2.3%涨到10%以上。更重要的是，它把专利使用权又卖给先锋公司。光第一笔使用专利就要了500万美元。更更重要的是今后先锋公司每用一次专利，就要付3美元！为什么今天有盖茨？盖茨不过做了一个DOS，但当时IBM要花2000万美元买下来，2000万美元对一个年轻人是非常诱惑的。但盖茨比我聪明得多，他没卖。而是签约：每使用一次DOS就收5美元。现在我明白了我与盖茨的差距。但当时我拿了这笔钱内心还是挺感动的。穷学生一下子变成了8万富翁！
　　
　　以强势姿态卖车、谈判、办律所
　　
　　当拿到三星公司的钱，我对自己说：现在的唐骏有了8万美元身价，绝对不能再开600美元的车了。第一件事就是把刚到美国时花600美元买的“五手车”换了——花1万美元买了辆“一手车”。旧车怎么办？卖掉。不然是种资源浪费。
　　
　　我花了8美元把车一洗，拍张照，贴个广告，上面写的很简单：车很好，价格面谈。来了一个美国人，问：这车怎么样？我说：非常好。他问：为什么要卖？我说：看见那辆新车没？那是我的。我不是车要坏才要卖掉，而是因为有了新车。他问：车的性能好到什么程度？我说：你放心，拿回去先开三个月，不用交钱。开完后，你觉得好，回来交钱，不好，把车送回来。首先在气势上就把他压住。他从没听说过这种卖车方式：哪有用三个月还不用付钱的？性能一定很过关！不然你不会这么自信。他问：多少钱。我说中国人不在乎钱的！（笑）他说总得有个价格。我说：很简单，你说多少就多少，你只要开出价，即使不付钱我都让你开回去！（又在气势上压住他）他说：实在不好意思呀，我觉得这车各方面都挺好，我先开一价吧，900块行不行？我心想：我买来的时候600美元，我开了1年多还反倒升值50%！其实我很想往600以下砍。最后为了保持信用，900块钱成交了（笑）。
　　
　　当时我除了有自己的软件公司，还有另外一家叫“好莱坞娱乐影业公司”的公司。（名字大吧？没办法，“皮包公司”一定要起个大名字！）
　　
　　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相声迷。当时我就想把中国一流的相声演员都请到美国的十大城市巡演，让美国人也感受一下相声，当时这叫“国际走穴”。中国人出国需要签证，我就委托洛山矶最有名的律师去办这些签证，他说没问题，结果离演出还有10天时，当我把所有场地包下来后，15场演出的30000张票全卖出去时，意外出现了：姜昆突然告诉我：签证没办出来。我一下子瘫了。倒不是在乎钱，最多我把场地费赔了，把广告几十万美元赔掉。但有一个我赔不起的是信誉！而美国人最喜欢做的就是起诉，这是欺诈行为呀！
　　
　　我又碰到壁垒了：面临进监狱。就剩下十天时间，我什么也做不了。但毕竟我在美国也混了两年，对美国社会有些了解：美国是一个政治的社会，他们的国会议员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当时我把56个众议院、参议院的所有人名都拿到手。做什么？给每个议员写信。当然如果我在信的末端注明：在两天之内收不到回信，我会把信转抄给《纽约时报》等报纸。
　　
　　很多人给我回了信，说很关注这些事情。也有一些议员直接给白宫、国务院、移民局、驻华使馆打电话、发电传，都询问这件事。因为总统最怕参议院、众议院。所以总统也发传真到驻华使馆询问这件事。如果你是驻华大使，一下子收到这么多有关同一件事的询问，他肯定觉得这家公司来历不小呀，连美国的国家机器都被他动用了，背景一定很强！（笑）
　　
　　于是，所有签证很快拿下。花了19000美元请的最大的律师没有做成的事，我却做成了。那他能做成的事我就更能做了。于是我马上花100美元注册了一个公司——“美国第一移民律师事务所”。让人感觉还有第二、第三。把名字弄得响一点。（笑）
　　
　　但美国是一个律师市场很成熟的竞争社会。人家介绍律师时，都是哈佛、耶鲁的法学博士。唐骏算什么？计算机科学的博士。有人理你吗？于是我又采用了高姿态的强势方式。
　　
　　律师都是按小时收费，一小时300美元。所以，如果他缺钱就给我打个电话，随便侃一小时，你就要准备300美元支票。但有时候你谈几次、花很多个300美元，也不一定办下来。
　　
　　所以我跟他们玩得不一样，我采取完全透明的方式。怎么透明？把签证收费写清楚：学生签证转工作签证600美元！明码标价总比含糊其词容易让人信服。另外，对客户而言，比价格更重要的是成功率。抓住这个心态，我又采取了一个高调方式：不成功不收费！
　　
　　更重要的，别的律师事务所的广告措辞通常是模糊的：本事务所成功率“较高”。而我则说：目前，本律师事务所成功率是100%（我总共做了一个，就成功了，你说是不是100%？）。
　　
　　没有想到吸引了一大群人。我只租了三条电话线，根本接不过来，电话总占线，客户开始抱怨。我赶紧跟自己另外一个软件公司的部下说：你们先别做软件了，都过来帮我接电话！
　　
　　统一接电话模式是：当客户想跟律师谈一下时就回答说“我们律师很忙，所以你的案子只能以书面形式来交给我们。”总共就一个律师，当然很忙！一方面给人的感觉是，我们的生意很好。当然，我也根本不敢跟他们见面。我在做什么？我在读书呀。虽然美国的法律书那么厚一摞，而且全是英文。没办法还得硬着头皮啃。
　　
　　大学里什么最重要？不是学习成绩，而是学习方式。社会上需要的也是懂学习方式、有学习能力的人。尤其要学会快速学习方式，要学会抓重点。
　　
　　这么厚的律师书，我在看什么？目录，把目录记住就可以了。既然不可能把一个个案例细节记清，那只要听到一个案子时能以最快速度翻到对应的某页就可以了，到时再临时攻关。
　　
　　最后，越来越多人都要我这里来办理，一下子变得非常成功，比我的主营业务还要成功。我突然有种失落感：我是做软件出身的，结果软件没有做出什么来，做律所反倒成功了。而这个律师事务所最大的创意就是它的高姿态广告——抓住了消费者的心态。
　　
　　我喜欢挑战，虽然律师事务所做的还不错，但不是我的追求。我的追求是什么？做软件。但我觉得做软件我又做不大，30-40人的小公司，没有成就感。1994年，到了事业顶峰时，我选择了放弃。虽然在洛杉矶有三份事业，可是我觉得做三个“小公司”，没有追求，我要到外面更大世界去看看。当时恰好因为在日本发明的“婚姻配对机”引起了微软注意，在接到了来自微软的两个招聘电话之后，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洛杉矶的三家公司，结束忙碌而无为的“小老板”生活。但加入微软时，我只是一个软件工程师。很多人不理解，放弃自己公司的总裁位置，去做工程师？我觉得人要能上也要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