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有顺

　　贾平凹先生在《弘扬“大散文”》一文中说，目前散文作家的队伍过于单一、过于整齐了，应该扩大，散文才不至于走向穷途末路。我认为这样的呼吁是有价值的。虽说散文无定法，是散漫随意的文字，但这么多年来，文学界也开始慢慢形成一个散文写作的专业领域。有不少的人，专以写作散文为业，俗称散文家，这一方面是散文繁盛的征兆，另一方面也 可能把散文带向一种专业化的陷阱：失却了自由的、业余的精神标志，散文还是心灵最亲密的盟友吗？

　　散文最大的敌人就是虚伪和作态。没有了自然、真心、散漫和松弛的话语风度，散文的神髓便已不在。而一旦把散文变成一种专业写作，以我看来，就多半难逃这样的悲剧境地了。散文的无规范，使得它比小说和诗歌更为“近人情”(李素伯：《小品文研究》)，更反对制作，它崇尚自然，向往兴之所至，本质上说，它是业余的文学。所以，我对那些专以写作散文为业的人，历来是很讶异的，我不认为他们的专业姿态能帮助他们写出真正的好散文来。

　　当代的散文历史可以证实，我的这一判断并不是空穴来风。至少，现在进入我视野的最好的当代散文家，绝大多数都不是专业意义上的，反而是客串和业余的身份，使他们写出了令我们难忘的散文篇章。比如，汪曾祺、王小波、贾平凹、李国文、史铁生、韩少功、张承志、余华、叶兆言，包括铁凝等人，他们的文学身份更多的是小说家，而于坚是诗人，余秋雨原是理论家……这些难道仅仅是出于偶然吗？不，也许，它不过进一步证实了我的设想：如何使散文更好地成为“业余的文学”，才是散文的出路和正宗。

　　在散文反对专业化的运动中，小说家秘密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对散文的介入，大大地改变了散文的边界和疆域。在最需要对人和事具有丰富表现力的地方，在如何应用语言更好地贴近自己的心灵这种话语实践上，小说家似乎拥有天然的优势。他们惟一的匮乏就是不太懂得抒情————而正是这一点，成功地使他们避免了散文界那个由来已久的困境：过度抒情。我们都记得，凡是散文之“用”盛行的时代(尤其是政治化的时代)，抒情就会成为散文的主要功能，写人或者记事，游记或者哲思，最终的目的几乎都是指向抒情。一时，散文的酸腐、空泛之气日盛，心灵的真实和朴素的经验日少，散文家集体进入时代为它预设的“思想”空间，歌唱或者感怀，他们的嗓音完全变了，在他们身上，再也找不到散文本应有的慵懒、随意、漫不经心的音调了。这种散文家的语言方式主要是象征(“它不正是……的化身吗？”)，情感方式主要是升华(“啊……”，“我梦见……”)，并且很快就形成模式，从而把散文这一最为自由的文体，简化成了抒情的工具。这方面，代表性的人物是杨朔，他那把散文“当诗一样写”，“常常寻求诗的意境”(《〈东风第一枝〉小跋》)的努力，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当时散文通讯化的潮流，但同时也为散文的滥情提供了样板。

　　今天，滥情已经引起了散文界的普遍警惕，杨朔式的在文末进行牵强升华的模式也慢慢被新一代散文家所摈弃，但过度抒情的问题依旧困扰着散文界。对此，汪曾祺先生有过一个精辟的论述：

　　二三十年来的散文的一个特点，是过分重视抒情。似乎散文可以分为两大类：抒情散文和非抒情散文。即便是非抒情散文中，也多少要有点抒情成分，似乎非如此即不足以称散文。散文的天地本来很广阔，因为强调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围弄得狭窄了。过度抒情，不知节制，容易流于伤感主义。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学)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小姑娘似的话，何必呢。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蒲桥集〉自序》)

　　与过度抒情相对的是情感的节制————这是散文写作里的必要维度。没有节制，散文就会流于滥情，走向浮浅，而失却散文的真与美。梁实秋说，散文的美，“美在适当”(《论散文》)，说的也就是节制。小说家散文兴起之后，过度抒情的毛病得到了有效的克制，这大概跟小说家长于叙事而不长于抒情有关，他们更注重经验和事实，更注重自我存在的时代痕迹。这种写作理想，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散文写作————有意思的是，当代的历次散文变革，很少是由专业的散文家来完成的，往往是小说家、诗人和理论家对散文写作实践的积极介入，才大大丰富了散文的空间，并改变了散文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