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文精神的主要载体是散文，而散文的产生是当时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艺术反映，以《尚书》为例，这是我国目前最早的散文结集，它客观地记叙了虞、夏、商、周四代的社会发展状况，上起原始社会末期的唐尧，下至春秋时的秦穆公。《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也是古代世界著名的历史典籍之一。《尚书》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尚书》，它已经是很成熟的散文著作了。此后的儒家经典《十三经》，除了其中的《诗经》和《尔雅》两部著作，其余的均是非常优秀的散文著作。所以，有理由认为，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文精神是在散文这种文体里得到传承和发展的，这是其他文体所不能胜任的。

　　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文精神高地的守护，文学与现实的联系，散文功不可没。即使在今天，在流行的大众文化借重影视、网络、甚至于小说等，通过媒介渠道，高唱着享乐至上、欲望人生，消解现实的严酷性与人文的理想主义精神之时，散文依然固守着比较高洁的人文精神情操。散文担负着时代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建设的重要责任。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是，发掘古典优秀散文的艺术特质，为当代散文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美学借鉴，抵抗现代工业化进程中虚浮的泡沫的并且不负责任的消解、颠覆高尚的文化和人文精神的低俗的东西，重新建构社会文明，这是研究古典散文的意义所在。

　　从甲骨文、青铜器上的铭文开始，到先秦战国时代及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散文是我国正统的文学主流，具体来说，中国古典散文的发展，沿着两条线索前进，一条是“文以载道”的散文线索，一条是张扬个性的抒情散文的线索。比较起来，前者是中国古典散文的主流。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散文，产生了不少杰出的散文家，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墨子等，到韩愈及其欧阳修、王安石所谓的“唐宋八大家”，再到明代的诸位散文家，都是始终贯彻着“文以载道”的散文思想。而张扬个性的抒情的散文，则在中国散文的发展过程中不是十分发达的，但也不能说没有发展，今天，我着重论述的是第二个发展线索。

　　先秦的诸子中，最讲究散文抒情艺术的是庄子。庄子的散文，汪洋大海一般，想象的张力很大，比喻十分新鲜。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庄子属于“文辞之美富者”。而著名学者闻一多则认为庄子堪称先秦诸子中唯一的文学家：“如果你要的是纯粹的文学，在庄子那素净的说理文的背景上，也有着你看不完的花团锦簇的点缀——断素，零纨，珠光，剑气，鸟语，花香——诗，赋，传奇，小说，种种的原料，尽够你欣赏的，采撷的。这可以证明如果庄子高兴做一个文学家，他不是不能。”同时，闻一多认为，庄子具备了一个杰出文学家和诗人的基本素质：“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惆怅，圣睿的憧憬，无边无际的企慕，无崖际的艳羡，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又说，“南华的文辞是千真万确的文学，人人都承认。可是《庄子》的文学价值还不只是在文辞上。实在连他的哲学都不像寻常那一种矜严的、峻刻的、料峭的一味皱眉头，绞脑子的东西；他的思想本身便是一首绝妙的诗。”庄子的散文主要结集在《庄子》中，共约33篇。《庄子》的意义在于它是先秦散文成熟的标志，也是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说：“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庄子》开辟了古典抒情散文的道路，其艺术特色是：用鲜明的艺术形象来阐明哲学道理，想象奇特瑰丽，富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形之于语言上，则是气势磅礴，句式变化无常，长短参差，词汇丰富，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庄子是中国抒情散文的第一家。

　　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是中国古典抒情散文的第二大家。司马迁在史学上的贡献，具有开创性，而在散文艺术上的贡献也具有开创性。司马迁是一个极富情感的散文家，读他的《报任安书》，你会感到他的文章“操纵起落，俱挟浩气流行，如怒马奔驰，不可羁勒”，“直写胸臆，发挥又发挥，惟恐倾吐不尽，读之使人慷慨激烈，唏嘘欲绝，真是大有力量文字。”司马迁写史，以雅洁称世，班氏父子因此称其为有“良史”之才，但是读司马迁的史传散文，感觉其文并未因雅洁而丧失了情感的力量，有人这样评价司马迁，“他的文辞，笔力劲拔。在他发痛愤的地方，文情如火如荼，悲哀之处又非常凄绝，极尽文章的能事”。他的爱憎情感，往往在叙述的语言中见出。于他所敬爱的人，他常以无限深情的敬语叙其娓娓事迹，如对战国四君子，司马迁独爱信陵君，故其他三君子之传记分别为《孟尝君列传》、《平原君列传》、《春申君列传》，而信陵君传独称《魏公子列传》，只此一称呼，就已见司马迁对信陵君的爱赏亲昵之情。文中叙写信陵君屈交贫贱、仗义救赵、低节赵客，处处彰显魏公子的高尚情操和慧眼识才，彰显他的虚心待客、真心爱才，字里行间，都是对信陵君的爱重之意。再如《李将军列传》。对于汉之飞将军李广，司马迁异常欣赏。在他看来，李广身上有无数值得叹赏之处：骁勇善战，勇武无双；轻财爱士，怜惜士卒；沉着冷静，遇事不慌；带兵有素，指挥有方；威名远震，声播四方，但就是这样一个令匈奴人闻之丧胆的英雄将领，却终生不得封侯，最终因不愿复对刀笔吏而自杀身亡。司马迁同情李广的遭遇，又不能解释或不敢解释其中真实的原因，于是只好以“数奇”概括李广的一生，其所传达的，是对李广命运的不平之慨。司马迁的叙述语言就是这样，语语传情，字字达意，喜欢也罢，尊重也罢，厌恶也罢，憎恨也罢，情感倾向极其明朗，绝少掩饰和隐藏，因而，读司马迁的散文，极容易为他散文叙述语言的情感力量所趋动，跟他一起喜，随他一起忧，而这，正是司马迁散文的动人之处。鲁迅说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里的韵，应该是指《史记》中散发出来的浓厚的感情色彩。

　　中国古典抒情散文发展过程中，第三个人物是南北朝的陶渊明。陶渊明留存下来的散文、辞赋总共只有十多篇，但几乎每一篇都很出色。其主要艺术特点，与诗歌一致，也有个别几篇，风格不尽相同。散文中《桃花源记》最为著名。这篇散文实际近于小说，所以又被收录在据传是陶渊明著的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中。文中虚构的“世外桃源”，既有儒家幻想的上古之世的淳朴，也有老子宣扬的“小国寡民”社会模式的影子，其中乡村景象的描绘，又同作者的田园诗意境相似。可以说，它既是作者依据他的社会理想所作的美好想象，也代表了那个动乱时代的广大民众对太平社会的向往。文章的语言优美而朴素。如写武陵渔人初入桃源的一节：“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写桃花源中风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种文笔，使语言、意境、主题达到高度的统一。《五柳先生传》是作者自况，也是一篇奇文。全篇只百余字，以一“不”字贯通始终。开头便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既而又是“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结束“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意义还是一个“不”。大量使用这个否定词，意蕴在于表示自己对世间的一切无所措意、无所执着，只是任情率真地生活。不但世俗的荣名毫无价值，就连一个人的姓名也是外加的东西，可有可无。这就是所谓“自然”的人生哲学。用语浅而含蕴深，是这篇短文的显著特点。辞赋以《归去来辞》最为著名。此篇作于陶渊明在彭泽令任上决心辞官归隐之际。文中关于归途景象和还乡以后生活的描写，均出于想象。在古代各种文体中，辞赋的基本特点就是华美，而陶渊明这篇赋却写得相当朴素，语言清新流利。它的抒情色彩浓厚，富有诗意，同时又充满了哲理的内涵。“舟超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想象归途中的自由无羁、轻松愉悦，令人心旷神怡。“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等写景之笔，非常形象地体现了自然界自生自化、充足自由的灵韵。正因为这些描绘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客观对象，也包括作者自身的人生情趣，才特别地美好动人。上述几篇，情调都比较平和。而《感士不遇赋》着重抒发怀才不遇、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苦闷，就显得比较激烈；《祭程氏妹文》悼念胞妹，则真情流泻，凄恻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