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代的小小说文体已有了近30年的创作实践历程，其理论探索也在不断深入。尤其是纳入鲁奖后的小小说文体，必将面临着纯文学写作和大众化写作两种价值取向的分野，它的理论规范和评判标准界定也会二元化或多元化。这种似乎矛盾的情况出现究竟是“双刃剑”还是“互补共存”，恐怕也不是“行政手段”或“业界权威”所制衡得了的。好在原创之树常青，只要小小说写作者辛勤耕耘，好作品不断涌现，读者永远都拥有着终裁权。

　　陈 勇：您说过：“所谓精品，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艺术趣味同理性思考结合得水乳交融。”那么，您认为小小说已有哪些经典作品？精品应具有何种质地？写作者又如何才能创作出精品呢？

　　杨晓敏：戓许是出身和经历的原因，就其阅读选择而言，我比较偏爱那些具有传统文化气韵和民族气派的文学作品，尤其喜欢那些接近口语的白描语言艺术。读白居易的诗，读《水浒传》、《三言两拍》和沈从文、汪曾祺的文章，也读外国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等，这些文字本身充满和情趣和灵性，內蕰理性向度和恻隐、悲悯情怀。甚至固执的认为，所谓精品，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艺术趣味同理性思考结合得水乳交融。谁也无法硬性地向读者灌输小说里的东西。只能让读者在阅读欣赏中，潜移默化的受到某些触动。

　　如今的小小说文体已进入相对成熟期，对什么是好作品的评判标准也大致形成。在我看来，作品的表现形式与质量蕴涵，只要能完美统一，都应属于“经典”之列。譬如艺术表现手法和观察思考角度迥异的《立正》、《黄羊泉》、《行走在岸上的鱼》、《伊人寂寞》、《陈小手》、《苏七块》、《雄辫症》等是精品。四大名著中，《红楼梦》集传统文化精萃之大成，是精英文化质地；《三国演义》、《水浒传》汇民族气派于巅峰，是大众文化质地；《西游记》把故亊讲述得引人入胜，属通俗文化质地。三种文化形态，只要能写到极致，何尝不能构成制高点呢。

　　陈 勇：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著名评论家何向阳在《微言大义尺幅千里》一文中说：“我关注小小说现象的另一个心得，是小小说现象早已越出了单一的文学创作范畴。这是杨晓敏书中讲的三个“大于”：“它的文化意义大于它的文学意义”，“教育意义又大于它的文化意义”，“小小说的社会意义又大于它的教育意义”。请您具体阐述一下“三个大于”好吗。

　　杨晓敏：我有一个观点，作为小小说文体，它的文化意义大于它的文学意义。一篇小小说，要求它承载非常高端非常极致的文学技巧，或者要求它蕴涵很大的能量，是非常难的，也会限制它的旺盛生命力。如果延伸一步，小小说的教育意义又大于它的文化意义。因为小小说文体既有精英文化品质，又有大众文化市场，对于提高全民族的大众的文化水平、审美鉴赏能力，提升整体国民素质，会在潜移默化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国家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人，与发达国家比起来，比例要小得多，做好基础的文化普及教育，应该是一个大前提。小小说能让普通人长智慧，对传统的文化普及方式应该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仅以《小小说选刊》、《百花园》为例，近30年来的发行量已逾亿册，培养和成就了成千上万的写作者，影响了两代读者。所以我认为，小小说的社会意义又大于它的教育意义。当然，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能够写出经典，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这固然重要，作家不能没有这种理想和追求，但是有更多的人，去热爱一种简约通脱、言近旨远，并能启蒙文学入门的文体，借此来给予别人或提升自己的审美鉴赏能力，多一些思考生活和认知社会的方法，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一种文化，如果不能形成流通，不能被更多的人消费，光靠少数精英的呼喊和觉醒，还是不够的，那只能是一种“弱势”文化。大众文化崛起的意义非同凡响，可以预期，在未来的几十年间，它必定会像改革开放之于中国经济变革一样，引起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提速升值。新时期自然也滋生出新的文学样式，来抒发、表达写作者们的思想情怀、艺术追求和认知生活的能力。小小说应运而生，顺应着历史选择的时尚读写的文化走向。小小说的读写不仅能为徘徊在文学边缘的人，拓宽大面积的文化参与和消费，圆了文学梦的情结，而且自身就携带着具有相当亲和力的文化权益。

　　文学的少数精英化带动、拓展着大众化，大众化提升、改善着底层的通俗化，使文学成为一个互补、互动的科学和谐的链条，只有这样，才能夯实现代文明进程的基础。所以从广义上讲，小小说的社会学意义便超出了它的艺术形态意义。小小说作家除了文学写作的追求外，他们还具有文学启蒙、文化传播和普及教育的作用。小小说写作，虽长期处于体制关怀的边缘却热情不减，这种自觉服务社会的功能理应属于公益事业的范畴。我以为，凡坚持小小说写作并持之以恒的人，是应该得到社会和受众的理解、尊敬的。

　　(载中国作家网2010年10月8日，《小小说出版》2010年第2期，《百花园·小小说原野创版》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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