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因为，在《追风筝的人》中，风筝是象征性的，它既可以是亲情、友情、爱情，也可以是正直、善良、诚实。“追风筝的人”既是哈桑，也是阿米尔，更是我们每个人。对阿米尔来说，风筝隐喻他人格必不可少的部分，只有追到了，他才能成为健全的人，成为他自我期许的阿米尔。而我们，所有的读者，难道心中对自己没有一个完美的期许吗？我们被《追风筝的人》打动，我们为哈桑的悲惨遭遇伤心欲绝，我们为阿米尔的犹豫不决痛心疾首，我们为“爸爸”的能屈能伸暗自赞叹，我们为拉辛汗的一世坎坷唏嘘难胜，并且我们最终为阿米尔终于追到了他的风筝庆幸不已，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尚未追到的风筝吗？

当然，我们从来不缺乏说教的作家，恰恰相反，我们从小被强迫看了太多类似的书籍，甚至已经产生出强烈反感；我们也从来不缺乏给人希望的、煽情的故事，毕竟，如今国内海外不是有那么多入流或未入流的作者，世事洞明或为赋新词地写出欢天喜地或撕心裂肺的拙劣或者精致的文字，试图从我们口袋里掏钱吗？但《追风筝的人》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将小说中的角色、际遇和心理活动投射到读者的阅读体验乃至个人经历中，是因为作者卡勒德?胡赛尼罕有其匹的叙事技巧和驾驭长篇小说的能力。

单纯从叙事技巧上看，很难相信《追风筝的人》是卡勒德?胡赛尼的处女作。书中几乎没有一个多余的句子，每个场景，乃至每句对话，都为后面情节的发展埋下了伏线。阿米尔的父亲在种花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勃然大怒原来因为后来揭露的惊天秘密；在巴基斯坦某个茶馆看到的桌子却原来暗示了阿米尔后来免于一死的契机。我们不断阅读，不断产生疑问，不断恍然大悟；而这种阅读过程中的瞻前顾后，使得这本20余万字的小说浑然一体，一旦看了个开头，就再也放不下。

《追风筝的人》给读者提供的，并非只有这种阅读快感。书中对情景的描写栩栩如生，对人物的构建跃然纸上，对心理的刻画入木三分，对情节的处理游刃有余。身为本书的译者，我清楚地记得，胡赛尼是如何通过情景的白描让我身临远在万里之外的喀布尔，是如何利用人物的举止言谈让我和他们一一会面，是如何处理心理的张力让我患得患失，是如何切换场景延迟了情节的高潮。我不会忘记，在翻译过程中，有多少次为了哈桑而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有多少次因为“爸爸”而获得了信心和力量，有多少次为了阿米尔的妻子索拉雅而会心微笑。

没有任何文学作品可以脱离时代背景而不朽，《追风筝的人》也一样。如果卡勒德?胡赛尼只是把小说局限在几个人的恩怨情仇上，那么《追风筝的人》立即就会沦为无病呻吟的失败之作。在小说中，胡赛尼给我们描绘了一个饱满而丰富的阿富汗，还有同样饱满而丰富的穆斯林文化。阿富汗君主制的终结、苏联入侵、内战、塔利班当权、911事件等等，无不天衣无缝地融合为小说人物的生活背景。我们从中看到了种族和种族的冲突，看到了宗教和宗教的矛盾，看到了文化和文化的融合，看到了个人感情和社会制度的对立，总而言之，我们看到了真实的生活世界，看到了时代的节奏和变迁。

在这里，我没有意图将《追风筝的人》言过其实地吹嘘成为无懈可击的文学经典。实际上，阻碍这本书成为经典作品的是原文的语言水平。胡赛尼的英文称得上流畅，但词汇贫乏，句子简单，甚至不时出现病句。而语言作为评价小说的重要因素之一，永远是不能够被忽略的。同样是寓居美国的外裔人士，较之于纳博科夫的诡谲万端和繁复异常，较之于库切的返璞归真和大巧若拙，胡赛尼的英文水平显得如同小学生那样幼稚。这也是《追风筝的人》唯一为人诟病的所在。

剩下的，还是交给《追风筝的人》，让文本自己说话。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风筝，无论它是什么，希望读者在看完《追风筝的人》之后，都能够勇敢地追。

《追风筝的人》 - 电影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