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祝寿的文章，就我国而言，是在明中叶以后开始盛行的。一般来说，都不外溢美之词。

至于寿序的价钱，先生在《华盖集·并非闲话(三)》中这样写道：“在中国，骈文寿序的定价往往还是每篇一百两，然而白话不值钱。”显然，这往往是“一百两”的寿序还得出自当时的名人之手，且必用典雅文言。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绝对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但当时那些身处的教授们生活的艰难也实在是令人咋舌。比如闻一多，他每天上午在联大授课，下午则到中学兼课，晚上批改了学生的作业后，半夜还得为别人刻图章。

为此，梅贻琦、蒋梦麟、熊庆来、冯友兰、朱自清、沈从文等十二位名震海内外的著名教育家和学者一起署名替他拟定了“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迫于生计，那时的教授们竭尽所能，纷纷以治印、鬻字、卖文为副业，而“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也颇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同在西南联大的朱自清其家庭负担也十分沉重，全家十多口人，仅靠他每月8.3元的教授工资，而且当时他的胃病已相当严重。不久，他把夫人和孩子全部送到成都，寄在亲戚家，他自己则孤零零地在昆明过着和尚一般的生活。

据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哲学家冯契回忆，在其求学期间，湖南有个朋友给他写信，说要找个名人代他的一个亲戚写篇寿序。冯契马上就想到了他的老师朱自清，便去求他，也希望以此对朱自清的经济小有帮助。

这寿序很快就写好了，冯契按照这共订的润例，就开了价去，是当时八石米的市价。却不料那个朋友的亲戚竟觉得价钱太贵，回信说不要了。冯契当时是穷学生一个，一下子哭笑不得，最后只得去向先生表示满怀的歉意。

可朱自清只是沉吟了一下，又很谦逊地说：“我练习练习，这样的文章从没写过，写得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