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2013年即将走远，《洞见》栏目从文化批评角度，对本年度的大众文化现象进行总结，涉及文学、诗歌、艺术、思想、戏剧、电影、音乐、词语、城市、身体、女性、生活方式等若干关键词。我们试图通过冷静的解读与回望，为过去的一年存留一份文化档案。

　　本篇为城市文化研究者王千马撰写的年度城市观察。2013年，上海设立自贸区，让全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上海。王千马认为，170年，上海经历了从“自负”到“自毁”的大试验。对于上海来说，当年有多激进，日后就有多后退。海派文化的没落，归根结底是开放的被边缘化。而今，自贸区的设立是否会成为对“丢失几十年”的一次主动弥补，仍需时间的证明。

　　上海被重新“塑造”

　　在中国现代化大转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记住三个“3”年。一个是1843年，上海开埠。一个是2013年，上海开设自贸区。一前一后，中间还有一个，应是1903年。同样也是与上海有关。在清帝国绵延260多年的发展史上，1903年算不上一个特别重要的时间节点，却是让这个昔日的征服者刻骨铭心的年份。在一年，发生在上海的《民报》案，让他们切身体会到自身的权力并非绝对的。

　　这份于1896年诞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报纸，一开始是一份格调低下的小报，常以黄色新闻来招徕读者，却在蛰居上海、“思以清议救天下”的陈范的手上，成了一份言辞激烈、格调高扬的“异见报纸”。爱国学社学生章士钊任主笔，“革命党人”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张继也纷纷为该报撰稿。在出任主笔的当天，章士钊就在该报发表论说《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日后，他的同姓--章太炎跟邹容这对忘年之交在报上也开始一唱一和。就在《苏报》上，章太炎先挺邹容之《革命军》，称之为“雷霆之声”、“义师先声”，又《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誉为“警钟棒喝”，甚至著文直呼光绪之名，“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斯文一出，举世哗然。清政府自然会雷霆震怒，认为大逆不道，遂以万钧之力，欲提办章、邹诸人。结果，这案子打到了公共租界所设的会审公堂，连审七次之后，以邹容奉献了年轻的生命，章太炎付出了三年牢狱的代价，陈范为此流离失所、家庭破碎而告终。看上去清政府是最后的胜利者，但这表面上的胜利，却掩盖不了清政府内心中的深深失落。一则，虽然清政府是官司的原告，但大家什么时候曾见过，无所不能的专制权力和自己治下的平民会这么“平等”地打起官司？！二则，这场官司居然要七审，如果放在自己手里，清政府早就“先斩后奏”了，连一审都未必需要。得承认，是上海的“租界”，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章、邹诸人，是西方列强让清政府的绝对权力在自己这里失去了随心所欲的用武之地。尽管此举与西方列强维护自身在中国的一己私利有关，但这一举动，同样也为中国普及了先进的西方文明，那就是“发表文章、举行集会、批评政府都在言论自由的范围内，是公民的权利”，即使有证据证明章太炎他们是“犯罪”，也属于“国事犯”，按国际惯例也应该保护。所以断断不可以随便就将他们移交出去。

　　可以说，“苏报案”成为20世纪中国一个极富象征性的事件，以后的上海言论界、出版界多数集中于公共租界，与这件事情有莫大的关系。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1843年开始的上海开埠，给了中国一次现代化转型的大好良机。首先，它让清帝国那种全能政府变成了有限政府，尽管这种转变一开始心不甘情不愿，但再不甘心也要被推着往前走。其次，正如我在新书《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的后记里所说，因为开埠带来的中洋杂糅，一方面让上海成了八面来风之地，另外一方面也让上海包容和接纳了不同的思想和主义，以及装有这些不同思想和主义的脑袋--而这也成就了上海海派文化异于中国其它文化的特质，更重要的是，这些现象无疑又刺激了规则多元化在中国的形成，它对冲破其时封建帝国的一元专制，进而带来了自由民主的新风，是何其的重要和宝贵。尽管上海的开埠是耻辱的，是恶的，但谁也不能否认它的历史进步意义。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第三章中，批判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伦理观的同时，也曾指出黑格尔的伦理学思想比费尔巴哈深刻和丰富。他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如果将他这句话换成时下比较热门的词汇，也许就是“破坏性创新”。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开埠，其实就是一种破坏性创新。

　　没有这种破坏性创新，中国民众被专制压抑的热情也得不到释放。我们会看到，商人阶层悄然成为清末民初的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在此之前，家国普世政权体系存在数千年，周而复始未曾断流。大家追求大者定天下次者定一国。商业只是不入流的谋生手段。而商人更是在王权秩序中处于“士农工商”的权力体系边缘。但是，现在他们的时代背景不同了，成长的舞台也不同了，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挟持着坚船利炮敲开了封建中国的大门，这也意味着，现代商业的准则主义逐渐取代了特许主义，王权秩序的既有平衡被打破，而板结的政商关系也悄然松动。在开放带来的红利下，他们的经济能力开始壮大，不仅用商业手段为中国与世界搭建起了交流渠道，同时也为财困力乏的帝国“输血造血”。更重要的是，经济能力上的加强，给了他们追逐政治话语权的勇气和力量。他们已经不再只是权力的跟屁虫，而是积极地参与到权力秩序的构建之中。而与西方的直接交道，让他们更是深得西方文明--包括其教育、科技、文化乃至政治体制的“三味”。这也让他们对权力秩序的构建，有了具体而微的参照系。从“学美”到“知日”，中国进入了体制改革的深化期。比如说南通张謇，先以状元的身份下海，在南通从开办大生纱厂入手，终成中国近代实业又一开拓者，以及被官方正式认定的“商界领袖”。不过，日后的他，将自己更大的精力放在了为君主立宪奔走呼号之上。

　　除了在苏州成立“江苏立宪学会”，并亲自担任会长，又与郑孝胥等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先后担任副会长、会长。为此，他甚至放下了与“政治新星”袁世凯之间的成见，三番两次写信给其时正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督促其投身立宪运动。与此同时，团结在他周围的上海绅商们，也开始推动地方自治。自1903年到1905年之间，大名鼎鼎的李钟珏就多次向上海道台袁树勋建议在沪开办警察，维持地方秩序，创设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并最终得到了上海道正式行文认可。这种自治，既反映了清政府开始将自己在地方上的行政权力向资产阶级开放，同时也是资产阶级由下而上主动呼应自上而下的立宪潮流。很有趣的是，这种自治热情同样为革命党人所喜闻乐见，全国创办的各种反清刊物，对于地方自治的宣扬和介绍，也尤为着力。其中《江苏》就提出：“居今日之中国而欲议改革政体者，不必侈言立宪，研究自治之道为尤要者也”，这意思也就是，只要地方自治搞好了，清政府再顽固，将“亦无如民何”。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立宪都和革命展开了赛跑，但不管中国是选择了君主立宪好，还是日后的民主共和也好，这些都是开放所带来的后发性效应，或者说是红利。没有这种破坏性创新，也许我们依旧在老大帝国的末日黄昏里，看不见明日的阳光。而上海本身，更是生机勃发。进入民国之后，甚至成为了远东的国际金融中心。有资料为证：全国金融首脑机关云集于此，著名大银行的总行几乎都在上海；集中了巨额社会货币资本，银行吸收的存款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30%-40%，上海是金银外汇的总汇，是货币发行的枢纽。全国利率和多种金融行市围绕上海转动……

　　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老师在评价《重新发现上海1843-1949》时就说，我们在当下重新发现上海，其实就是要重新定义开放对于上海乃至中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