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尼斯在故宫

“当世界上的一切已经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时候，只有诗歌像爱情一样，可以表达最深刻的本质。”刚刚落幕的2013香港诗歌国际诗歌之夜上，83岁的叙利亚著名诗人阿多尼斯即席发言。

这位当代阿拉伯世界最伟大的诗人，4年来5次访问中国。北京、上海、香港、青海，每次都在中国“粉丝”中引发广泛关注。

屈原、李白和

希腊传说中，维纳斯爱上美少年阿多尼斯。她的丈夫战神嫉妒，打猎时派出箭猪将阿多尼斯咬死，尸体变成了秋牡丹。

来自叙利亚的这位诗人，原名长得让人难以记住——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阿斯巴。他说，叙利亚原本有一条小河叫阿多尼斯，很可能就是阿多尼斯传说的源头。

阿多尼斯17岁开始发表诗歌。1955年，因曾参与叙利亚社会民族主义党的活动被判入狱6个月。1956年出狱后，他迁居黎巴嫩。1980年，为避黎巴嫩内战移民巴黎。之后，他改用西式名字阿多尼斯。

像世界各地大多数的诗人一样，阿多尼斯无法靠写诗为生。他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绘画。他长期生活在法国，却坚持只用阿拉伯语写诗。其有关诗歌革新与现代化的见解影响深远，并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很大争论。迄今发表《风中的树叶》、《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这是我的名字》等22部诗集，并著有文化、文学论著近20种。

在阿多尼斯捧读过的中国文学中，有3个名字熠熠生辉：屈原、李白和鲁迅。阿多尼斯认为，“我是犹如中国作家鲁迅那样的批判者”，而且是“双重批判者”。他既反对西方文化的曲解，又对阿拉伯传统文化有极深刻的反思。但过强的批判性，也让他在阿拉伯世界备受批评和排挤，所以他写道：“诗人啊，你的祖国，就是你必定被逐而离去的地方。”

“一只手搭在的肩头，

一只手搂着纽约的腰肢”

目前，阿多尼斯有3本代表作在中国已经出版，即《意义的天际》、《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我们身上爱的森林》。其首部中文译诗集《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出版至今，已多次再版重印，累计已近10万册。“我的诗歌翻译成汉语的，只占总数的3%—5%”，阿多尼斯说。

2009年中国行，阿多尼斯在北京呆了几天。事后面对媒体采访，他说对中国有点失望。失望在哪里？他保守秘密，“但我依然对中国友好”。

那次中国之行，阿多尼斯还去了上海。回家后，阿多尼斯以《上海》为题写下了一首气势磅礴的长诗：“金茂大厦正对天空朗诵自己的诗篇。雾霭，如同一袭透明的轻纱，从楼群的头顶垂下。天空叠足而坐，一只手搭在西藏的肩头，一只手搂着纽约的腰肢……”

从今年8月的中国之行回到巴黎，阿多尼斯又写下一首名为《上海》的长达30页的新诗。“这是由短章构成的长诗。上海这个城市很伟大，很丰富，我会写得比较宏观，不然体现不出城市的包罗万象。”

阿多尼斯甚至公开提出：世界的未来在中国，中国的未来在诗歌。不过，在赞誉的同时，作为“双重批判者”的阿多尼斯也婉转地表达了他的担忧：“我看到了中国的成就和发展速度，但是过于物质化的社会缺少精神层面的东西。诗歌是超越物质的精神层面的代名词。如果中国没有诗歌，没有精神层面，就不会有未来。”

“‘诺奖’与我无关”

“阿拉伯的大地是忧伤的，她的忧伤是语言额头的皱纹。”虽然生活在巴黎，阿多尼斯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阿拉伯世界的诗人，他坚持说“一个诗人无法用两种语言写作”。

阿多尼斯被誉为“当代阿拉伯世界最伟大的诗人”，也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有力争夺者。从2005年起，他年年都进入“诺奖”赔率排行榜；2011年，他还曾位居该赔率榜的第一位。曾有我国媒体拿出整版篇幅，用粗大黑体标题“押宝”——今年的“诺奖”得主一定是阿多尼斯。不过，在刚刚揭晓的2013年“诺奖”中，一直处于赔率榜前十位的他再次落选。

据统计，在“诺奖”历史上，有37位诗人获奖，占总数的33.9%，平均每3年多就会有一位获奖者，而过去10年中，只有来自瑞典的特朗斯特罗姆一人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难怪阿多尼斯这样被看好。

阿多尼斯还有一句名言：“写诗时，我让理性和逻辑沉睡；思考时，我让情感入眠。” 每当被人问到与自己擦肩而过的“诺奖”，这位已是83岁高龄的诗人都会极理性地答道：“迄今为止我还什么都没写呢，我梦想做的事情，我今后会努力完成，换言之，我现在尚未开始。我从不关注‘诺奖’，一切奖，包括‘诺奖’都与我无关。获奖不会增加获奖者作品的价值，不获奖也不会减少未获奖者作品的价值。”

阿拉伯文学面目

季羡林先生曾说过：“在世界上延续时间长、没有中断过、真正形成独立体系的文化只有四个——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和从希腊、罗马起始的西欧文化体系。”但说起与中国文化同样具有古老历史的阿拉伯文学，普通中国人可能很陌生。

硬要回忆一部耳熟能详的阿拉伯文学作品，就不能不提到小时候看过的《一千零一夜》。这部阿拉伯民间叙事艺术的集大成之作，部分内容受到荷马史诗、印度佛经的影响。在文艺复兴时期，拉伯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莎士比亚的《终成眷属》、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等都隐括过其中内容。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曾经辉煌的中国文学一样，阿拉伯文学也遭遇了深深的挫折感。1906年，第一部阿拉伯语长篇小说《伊萨·本·希沙姆对话录》才由埃及作家穆韦利希创作完成，较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长篇小说《女优》仅仅早了14年。

在随后的百年间，所有阿拉伯作家无法回避这些：权力对世俗生活的干涉，肆意钳制言论；传统的世俗生活过于保守封闭，禁区太多。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及文学大师纳吉布·马哈福兹就曾在开罗街头遭遇刺杀，导致多年无法写作。

长期以来，欧美读者心中也对阿拉伯国家有一个异常扭曲的画像。他们并不关心阿拉伯文学作品本身优美与否，只想看看那些被压抑的人性的呻吟，想了解人性恶将以怎样奇特的方式展现出来。在这种错位的审美观刺激下，一些阴暗、怪诞的阿拉伯文学作品在西方走红，让人以为这就是阿拉伯文学的全部。

既要现代化，又要反抗现代化，这对包括阿多尼斯在内的阿拉伯作家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到目前为止，阿拉伯世界只有纳吉布·马哈福兹一人成功登顶“诺奖”。有人统计说，日本文学从第一个“诺奖”到第二个“诺奖”用了26年，俄罗斯文学用了25年，拉丁美洲文学用了22年，非洲文学用了5年，而阿拉伯文学已足足等了25年。（记者欧阳春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