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电影票房狂飙突进般高速增长，每年上院线的电影至有超过百部之多，市场表面上的一片繁荣热闹掩盖不住大多数影片的粗制滥造与低级趣味，笔者近年来看过的国产片仍然屈指可数，这是一件即讽刺又无可奈何的事。在这样浮躁投机的环境下，郑大圣执导的《危城之恋》带来了国产片久违的精彩与感动。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之前，书香门第的宁婉儿奉媒妁之言嫁给了天津侯家的顽劣子弟二少爷，而后者根本没打算要这桩婚事，婚后就在外姘居。有名无实的婉儿与有现代思想、颇具才华的三少爷宣之情投意合，发展出一段“发乎情止乎礼”的，虽然男主角直到经历死亡边缘死才明确意识到对婉儿的。
　　
　　本片摄影将中式住宅的庭院之美表现得极富诗意，宁婉儿在美景的衬托下更显女神风姿，但电影里表现她的镜头画框很多是由院门，格状的窗子、栅栏等都构成的限制和封闭性空间，这是对她命运的反复暗示和注解。美丽的女主角实际是囚禁于笼中的金丝雀，供人欣赏猎奇，借用主义电影理论的术语来说，她是被“凝视的对象”和“欲望的客体”。她出现在宣之的摄影照片里，更强化其欲望客体地位。
　　
　　既阳光又有现代意识的三少爷为女主角悲惨的命运凭添了生命的活力和触手可及的。本片最打动人心的情节就在于婉儿和宣之过程中欲说还休的含蓄克制之美，女主角扮演者闵春晓的出色发挥尤其值得肯定。虽然倾心于宣之，但碍于伦理，婉儿只能通过笔友的书信往来与男主角谈情说爱。作为一个受传统文化礼教约束但又有真性情的，在与宣之的单边中，婉儿一方面克制隐忍，一方面也有情不自禁的动情之处。片中对这种矛盾表现的刻画都极为传神，比如摄影暗房内与宣之独处时的紧张与春心萌动，进入宣之宅院关门时的犹豫和保留，教堂里多情又无望的自言自语。在与宣之告别的最后一刻，婉儿泪流满面，真情呼之欲出，但宣之为抗日意已决，不过那一瞬间男主角似乎明白了她的心意。
　　
　　男主角对一个理想化虚幻的知音痴迷不已，对深情款款活生生的婉儿却视而不见（当然有伦理这层阻隔），这借用了希区柯克《迷魂记》里男主角迷恋被扮演的玛德莲，却无法喜欢上现实中的扮演者朱蒂这个经典双层结构。不过本片只是形式上的借用而已，没有《迷魂记》里的深层隐喻。婉儿扮演的笔友成为宣之精神上的知己，现实中前者也与后者朝夕相处，这是一对天天见面的柏拉图式情侣。在婉儿的努力下，宣之取代了她丈夫二少爷的角色，除了没有之实。片中被婉儿和宣之共同照看的大少爷之子红鹅是则像他们自己的孩子，这三人实际上组成了一个核心家庭，是对女主角名存实亡的生活的补偿和替代。不过，宣之的诗情才华与他对婉儿的不解风情似乎很不匹配，某种程度上，导演为了情节的张力扭曲了男主角应有的性格。
　　
　　男主角两首被全文展现的抒情诗（附于正文后）别具深意。第一首诗即喻示了婉儿的悲惨境况，亦召唤她冲破虚伪的牢笼，当然宣之的诗本意并非如此，这是导演设计的一个形成对照的潜在文本。得知三少爷死后，婉儿读了他留下的最后一首诗。诗名即是本片片名，文本上强烈地表达了出宣之对笔友（即婉儿）的深情，与宣之朗读的第一首前后呼应，女主角追悔莫及，悲剧已注定。另外，两首诗亦流露出男主角对民族未来的期望和对日本侵略的愤慨。
　　
　　片名《危城之恋》的危城指日军大兵压境下的天津，但婉儿自己也住在一座“危”楼里，影片多次用仰视镜头拍摄拍这座黑漆漆的阁楼，暗示了女主角个人命运的不幸，也是对天津命运前途的隐喻。片中时代大环境的因素随着情节的展开逐渐加强，最终因男主角为抗日“牺牲”达到高潮：宁婉儿的痛哭声从宣之的书房延伸到日军占领天津的黑白资料片里，她不只是为宣之而哭，更是象征意义上为天津（乃至中国）沦陷的悲鸣哀嚎。个人、家族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苦难紧绑在一起，而不是与时代无关的儿女情长、悲欢离合。
　　
　　上述的情绪高潮后，本片结尾阶段的一扬一抑再显编导的功力。侯家收到宣之的来信，原来他意外获救。在信中他向婉儿挑明了感情，并热切召唤她处于大后方的长沙再续前缘，与两首诗里无意识的呼唤前后照应（这是一扬，之后则相反），但对婉儿一个文弱女子来说太不切实际了。电影最后一个镜头看起来唯美，灿烂阳光下女主角抚琴独奏，但画框里的宁婉儿实际是在侯家院门院墙围成的封闭空间里，那孤寂的琴音正照应着当年她深夜独守空房时的弹琴自娱。现在两情相知，却无缘厮守，活着的男主角更令宁婉儿难耐相思之苦，比之《红楼梦》里“独卧青灯古佛旁”的惜春，她的痛苦没有解药。
　　
　　宁婉儿没能自主地选择，她不够独立勇敢，不敢离婚，不敢光明正大地追求新的与人生，虽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道德伦理的约束下，选择离婚并与自己的小叔子结合是极其挑战的离经叛道之举，但她所代表的受到良好教育、矜持典雅、以柔克刚的形象，展示了一种无法重现的古典之美，她们的气质、神采与风韵，注定随着时代变迁和传统价值观的失落而香消玉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