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白胡子穷老头儿向我们乞讨小钱，我的同伴若瑟夫·达佛朗司竟给了他五法郎的一个银币。我觉得很奇怪，他于是对我说：这个穷汉使我回想起一桩故事，这故事，我一直记着不忘的，我这就讲给您听。事情是这样的……

　　我小时候，家在哈弗尔，并不是有钱的人家，也就是刚刚够生活罢了。我父亲做着事，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挣的钱不多。我有两个姐姐。

　　我母亲对我们的拮据生活感到非常痛苦，经常找出一些尖刻的话，一些隐晦恶毒的词语来责备她的丈夫。每逢这种时候，这个可怜的男子汉总是一言不发，张开手掌在额头上抹一下，像是要揩掉并不存在的汗水似的。这一动作使我心酸，我体会他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那时家里样样都要节省，有人请吃饭是从来不敢答应的，以免回请；买日用品也是常常买减价的，买拍卖的底货；姐姐的长袍是自己做的，买15个铜子一米的花边，常常要在价钱上计较半天。

　　可是每星期日，我们都要衣冠整齐地到海边栈桥上去散步。那时候，只要一看见从远方回来的大海船进口来，父亲总要说他那句永不变更的话：

　　"唉！如果于勒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

　　父亲的弟弟于勒叔叔，那时候是全家唯一的希望，在这以前则是全家的恐怖。

　　据说他当初行为不正，糟蹋钱。在穷人家，这是最大的罪恶。在有钱的人家，一个人好玩乐无非算作糊涂荒唐，大家笑嘻嘻地称他一声"花花公子"。在生活困难的人家，一个人要是逼得父母动老本，那就是坏蛋，就是流氓，就是无赖了。于勒叔叔把自己应得的部分遗产吃得一干二净之后，还大大占用了我父亲应得的那一部分。

　　人们按照当时的惯例，把他送上从哈佛尔到纽约的商船，打发他到美洲去。

　　我这位于勒叔叔一到那里就做上了不知什么买卖，不久就写信来说，他赚了点钱，并且希望能够赔偿我父亲的损失。这封信使我们家里人深切感动。于勒，这个被人们认为毫无用处，一文不值的人，突然之间变成了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男子汉，一个无愧于达弗朗舍家族的好子弟，像所有达弗朗舍家族成员一样诚实可靠了。

　　有一位船长又告诉我们，说于勒已经租了一所大店铺，做着一桩很大的买卖。

　　两年后又接到第二封信，信上说："亲爱的菲利普，我给你写这封信，免得你担心我的健康。我身体很好。买卖也好。明天我就动身到南美去作长期旅行。也许要好几年不给你写信。如果真不给你写信，你也不必担心。我发了财就会回哈佛尔的。我希望为期不远，那时我们就可以一起快活地过日子了。"

　　这封信成了我们家里的福音书，有机会就要拿出来念，见人就拿出来给他看。

　　果然，10年之久，于勒叔叔没再来信。可是父亲的希望却与日俱增。母亲也常常说："只要这个好心的于勒一回来，我们的境况就不同了。他可真算得一个有办法的人。"

　　于是每星期日，一看见大轮船喷着黑烟从天边驶过来，父亲总是重复他那句永不变更的话：

　　"唉！如果于勒在这只船上，那会叫人多么惊喜呀！"

　　那时候大家简直好象马上就会看见他挥着手帕喊着："喂！菲利普！"

　　对于叔叔回国这桩十拿九稳的事，大家还拟定了上千种计划，甚至计划到要用这位叔叔的钱置一所别墅。我不敢肯定父亲对于这个计划是不是进行了商谈。

　　我大姐那时28岁，二姐26岁。她们老找不着对象，这是全家都十分发愁的事。

　　终于有一个看中二姐的人上门来了。他是公务员，没有什么钱，但是诚实可靠。我总认为这个青年之所以不再迟疑而下决心求婚，是因为有一天晚上我们给他看了于勒叔叔的信。

　　我们家赶忙答应了他的请求，并且决定在举行婚礼之后全家到哲尔赛岛去游玩一次。哲尔赛岛是穷人们最理想的游玩的地方。这个小岛是属英国管的。路并不远，乘小轮船渡过海，便到了。因此，一个法国人只要航行两个小时，就可以到一个邻国，看看这个国家的民族，并且研究一下这个不列颠国旗覆盖着的岛上的风俗习惯。

　　哲尔赛的旅行成了我们的心事，成了我们时时刻刻的渴望和梦想。后来我们终于动身了。我们上了轮船，离开栈桥，在一片平静的好似绿色大理石桌面的海上驶向远处。正如那些不旅行的人们一样，我们感到快活而骄傲。

　　父亲忽然看见两位先生在请两位打扮得漂亮的太太吃牡蛎。一个衣服褴褛的年老水手拿小刀一下撬开牡蛎，递给两位先生，再由他们递给两位太太。她们的吃法很文雅，用一方小巧的手帕托着牡蛎，头稍向前伸，免得弄脏长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吸进去，牡蛎壳扔到海里。

　　毫无异议，父亲是被这种高贵的吃法打动了，走到我母亲和两个姐姐身边问："你们要不要我请你们吃牡蛎？"

　　母亲有点迟疑不决，她怕花钱；但是两个姐姐赞成。母亲于是气吁吁地说："我怕伤胃，你只给孩子们买几个好了，可别太多，吃多了要生病的。"然后转过身对着我，又说："至于若瑟夫，他用不着吃这种东西，别把男孩子惯坏了。"

　　我只好留在母亲身边，觉得这种不同的待遇十分不公道。我一直盯着父亲，看他郑重其事地带着两个女儿和女婿向那个衣服褴褛的年老水手走去。

　　我父亲突然好象不安起来，他向旁边走了几步，瞪着眼看了看挤在卖牡蛎的身边的女儿女婿，就赶紧向我们走来，他的脸色十分苍白，两只眼也跟寻常不一样。他低声对我母亲说："真奇怪！这个卖牡蛎的怎么这样像于勒？"

　　母亲有点莫名其妙，就问："哪个于勒？"

　　父亲说："就......就是我的弟弟呀。......如果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在美洲，有很好的地位，我真会以为就是他哩。"

　　我母亲也怕起来了，吞吞吐吐地说："你疯了！既然你知道不是他，为什么这样胡说八道？"

　　可是父亲还是放不下心，他说："克拉丽丝，你去看看吧！最好还是你去把事情弄个清楚，你亲眼去看看。"

　　母亲站起来去找她两个女儿。我也端详了一下那个人。他又老又脏，满脸皱纹，眼光始终不离开他手里干的活儿。

　　母亲回来了。我看出她在哆嗦。她很快地说："我想就是他。去跟船长打听一下吧。可要多加小心，别叫这个小子又回来吃咱们！"

　　父亲赶紧走去。我这次可跟着他走了，心里异常紧张。父亲客客气气地和船长搭上话，一面恭维，一面打听有关他职业上的事情，例如哲尔赛是否重要，有何出产，人口多少，风俗习惯怎样，土地性质怎样等等。后来谈到我们搭乘的这只"特快号"，随即谈到全船的船员。"最后我父亲终于说："您船上有一个卖牡蛎的，那个人倒很有趣。您知道点儿这个家伙的底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