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户“一夜暴富”的故事已经不再是“神话”，只是当“拆二代”这个词汇闯入舆论视野的时候，人们又开始打量“拆迁暴富”的后续故事。这也是一个习惯于称呼“二代”的社会，当“富二代”“官二代”不再是“新闻眼”的时候，“拆二代”的故事自然更吸引眼球。

春节期间，《中国经济周刊》的记者返乡体验了一把“拆二代”的幸福生活。2012年落户西安市长安区兴隆街道的三星电子闪存芯片项目，征地1万余亩，拆迁户群众达万余人，是建国以来落户中国西部的最大的海外项目。项目落地让兴隆街道的众多拆迁户过上了幸福生活，基本上家家是百万富翁，户户免费分四五套房子。好在记者的呈现还是比较客观的，至少没有揶揄嘲讽他所面对的“拆二代”，而且还呈现了“拆二代”们是如何实现可持续良性发展的。

几年前，有媒体报道过北京大望京村民靠拆迁致富的故事。仅仅一年，大望京，北京东北四环外的一个村庄，在拆迁后完全消失。拆迁补偿款让从前处在“瓦片经济”中的大望京村村民，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他们拿着大笔补偿款进行投资，买房，买车，买股票基金。

几乎在同一时段，广州也上演着拆迁“暴富”的剧情。广州天河区新塘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开始签约，涉及面积78万多平方米。此次改造成本46.55亿元，由政府保底。经过拆迁，户户村民都成为“百万富翁”，最多的一户估价超过5000万元。再往前看，新闻还报道过哈尔滨被征地农民一夜间暴富、深圳岗厦村和大冲村通过拆迁改造制造了多个千万富翁及亿万富翁的故事。

城镇化高歌猛进，一方面是暴力拆迁不止，一方面又是“拆迁暴富”的不断涌现，中国“拆迁史”中就这么充斥着的浓浓的悲喜交加的色彩。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拆二代”开始被舆论关注。“拆二代”多出生在城市近郊，他们恰逢城市发展机遇，由拆迁补偿而实现了一夜暴富。“拆二代”的幸福生活到底能持续多久？观察舆论在关注这个话题时的“面孔”，其实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

“拆二代”们的“暴富”，也许只是暂时的幻觉。以北京、深圳、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城中村改造拆迁为例，村民们拆迁后“暴富”，或许只是一种无奈。拆迁改造之前，这些村民们都有大量出租房，房租的收入就足以让他们变身为收入稳定的“小富人”。对于他们在拆迁之后一夜暴富，有论者分析得好：“他们是以丧失土地，丧失稳定的收入来源和未来的发展权利为代价的。”当他们失去“再生产”能力的时候，靠拆迁得来的这些补偿又可以让他们“暴富”多久？

不过，与这隐隐的担忧相比，更多时候舆论对“拆二代”还是表达出一种“羡慕嫉妒恨”。 比如，新闻里在描述这些“暴富”的拆迁户时会说，“北京一村庄因拆迁而暴富的村民戏称扫地的都开30万元的车，昆明城中村拆迁村民买奥迪还嫌不够好……”这些“拆迁暴富”者分明就是过去的“暴发户”，他们拥有巨额补偿后，除了攀比奢华、盲目炫耀外，似乎再没有其他追求。

媒体有责任、有必要引导这些“拆迁暴富”者理性消费、合理投资，但没必要以一种“瞧不起”的眼神去过分渲染他们消费的不理性。到底该以什么“眼神”打量这些“拆迁暴富”者，杨遴杰先生在《拆迁暴富的媒体共谋与缺位》一文中，给出了很好的答案：媒体似乎形成了一种共谋，没有人为产权受到尊重而鼓掌，没有人为谈判达成协议而欢呼，而是在不断以巨额数字以及花钱方式刺激眼球。获得注意力当然是媒体行为的动力，但对于整个社会，这样的行为似乎是在造成人群的敌视，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报道角度更让大家忽视了对一些更深入问题的追问：为什么有些地方政府会采取谈判方式，而另一些地方政府却只会以推土机开路？

所以，我们在“消费”了这些“拆二代”的幸福生活后，不妨再冷静关注一下他们在拆迁中是如何伸张权利维护自身利益的。毕竟，拆迁不应该是“失去家园”的悲剧，也不应该是“一夜暴富”的闹剧，而应该仅仅是一部权利对等博弈的正剧。如果“拆二代”们能就此走上持续的富裕之路，这不仅是个人之福，也是社会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