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苏珊（Susan）的生活方式一直很混乱，她很难在学校里乖乖待着，在她13岁那年，她的生活土崩瓦解，因为她的母亲去世了。
　　“我和我爸爸没法相处，我讨厌学校，所以我就搬出去住了。似乎根本没有人注意到我不在了，我觉得自己一点也不重要。我开始酗酒，它能让我忘记那些不开心。”苏珊说。苏珊很快就被介绍给了一个朋友的爸爸，他给她提供住宿，以及无穷无尽的酒。
　　那个男人43岁，“他为我的所有酒精买单，我猜他是想让我安安静静的。很快我就什么东西都不在乎了，他得到了他想要的，可是后来，他想利用我。我就喝得越来越多，我只是想把这些都屏蔽掉。”
　　严重的酗酒问题，被一个暴力、有虐待倾向的男人秘密地关在公寓里，没有人可以倾诉，苏珊觉得自己的生命在悄悄溜走。在最痛苦的时候，苏珊能喝上3瓶白酒和好几罐啤酒，可是她只有13岁。一切都挺好。”艾沙说。在和这个新“男朋友”认识3个月后，他开始对她施暴：他对她拳打脚踢，随后他要求发生性关系，而且根本不在意会伤害她。艾沙无法叫他停止。 　　直到有一天，她被带到一个他们“常去的公寓”， “男朋友”叫她和他的朋友们发生性关系。孤独又恐惧，艾沙说：“没门”，但是当 “男朋友”威胁要扁她时，她就屈服了。后来，这样的时候越来越多，在不同的城镇，不同的公寓里。 　　艾沙的行为和不断失踪的记录引起了社会服务和巴纳德的关注。慢慢地，她才开始意识到，这些并不是她的错，她被利用、被性剥削不是自己的错。 ■孩子们谁来保护？ 　　马汀·纳瑞（Matin Narey），巴纳德的行政总监对记者说：“没有什么工作比拯救这些被成年人性虐待的儿童更重要的了。”他曾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孩子，“他们不是天使，但是他们的生命竟然到了被成年人操纵和掠夺的地步，他们被出卖以换取微薄的金钱。他们的绝望是那么深却那么安静，没有人知道。” 　　根据巴纳德的经验，这些孩子被性虐待、性剥削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他们离家出走的时候可能会变得更脆弱，不开心、孤独，于是，他们就很容易被那些成年人的街头技巧所迷惑和驯服。简单地说，他们对于成年人的那些技巧毫无抵抗能力。” 　　而强迫儿童性交易的罪行的真实数据和情况无法衡量，因为那些孩子往往过于害怕或者觉得难以启齿，甚至有的已经被洗脑认为自己并不是受害者。 　　巴纳德的儿童服务经理温迪·谢培德（Wendy Shepherd）指出：“我们接触到的孩子，都有一种耻辱感。他们一直被迫做那种可怕的事，被成年人控制着。然而某种程度上，社会竟然怪罪这些孩子，所以有些小孩根本不愿承认自己曾经被性交易和虐待。” 　　谢培德也力主用法律来制裁这些罪行，“是时候用法律起诉那些成年人了。怎么可以让一个25岁的成年人和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发生性关系？”
　　后来有一天，苏珊被那个男人带到了一个“朋友的公寓”，被命令与其他男人睡觉。她拒绝了，但抵抗是徒劳的，他们打她，直到苏珊乖乖屈从。酒精依赖，自残，无家可归，苏珊感到自己像一个被困的小兽。幸运的是，她的失踪记录引起了警方的注意，那个男人被逮捕，苏珊也被直接交给了警方。
　　“如果不是这样，我想我现在已经是个死人了。”

■“这些男人是魔鬼，只想伤害孩子”
　　“我觉得自己像是90岁的老人，我被带进了一个毒品和性的世界——一个我一无所知的世界。这些男人是魔鬼，他们只想伤害孩子。”罗西（Rosie）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在哪里，她被人领养，养父母从小就告诉她，她的生母是个酒鬼。她10岁的时候，开始离家出走。
　　“现在回想起来，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当时那么做有多危险——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离家出走的时间越来越长，和错误的人打交道。”她的养父母不知如何应对，在罗西12岁的时候，他们把她送到了儿童之家。
　　但是情况只是变得更坏，“会有男人带我们出去玩，他们会给我们酒精和毒品，然后希望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事情，你知道的，那种事。我现在明白了他们是怎么利用我的，但当时我只觉得孤独、害怕，什么也做不了。”
　　那些男人都是30来岁，他们的目标就是那些脆弱的青少年，他们知道怎么做才不至于被人发现，所以罗西和她的朋友们只会失踪个一两天，然后回家。孩子们经常性失踪，会有些书面记录，也会通知警察，可是没有人会真正去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一切都挺好。”艾沙说。在和这个新“男朋友”认识3个月后，他开始对她施暴：他对她拳打脚踢，随后他要求发生性关系，而且根本不在意会伤害她。艾沙无法叫他停止。 　　直到有一天，她被带到一个他们“常去的公寓”， “男朋友”叫她和他的朋友们发生性关系。孤独又恐惧，艾沙说：“没门”，但是当 “男朋友”威胁要扁她时，她就屈服了。后来，这样的时候越来越多，在不同的城镇，不同的公寓里。 　　艾沙的行为和不断失踪的记录引起了社会服务和巴纳德的关注。慢慢地，她才开始意识到，这些并不是她的错，她被利用、被性剥削不是自己的错。 ■孩子们谁来保护？ 　　马汀·纳瑞（Matin Narey），巴纳德的行政总监对记者说：“没有什么工作比拯救这些被成年人性虐待的儿童更重要的了。”他曾接触过很多这样的孩子，“他们不是天使，但是他们的生命竟然到了被成年人操纵和掠夺的地步，他们被出卖以换取微薄的金钱。他们的绝望是那么深却那么安静，没有人知道。” 　　根据巴纳德的经验，这些孩子被性虐待、性剥削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他们离家出走的时候可能会变得更脆弱，不开心、孤独，于是，他们就很容易被那些成年人的街头技巧所迷惑和驯服。简单地说，他们对于成年人的那些技巧毫无抵抗能力。” 　　而强迫儿童性交易的罪行的真实数据和情况无法衡量，因为那些孩子往往过于害怕或者觉得难以启齿，甚至有的已经被洗脑认为自己并不是受害者。 　　巴纳德的儿童服务经理温迪·谢培德（Wendy Shepherd）指出：“我们接触到的孩子，都有一种耻辱感。他们一直被迫做那种可怕的事，被成年人控制着。然而某种程度上，社会竟然怪罪这些孩子，所以有些小孩根本不愿承认自己曾经被性交易和虐待。” 　　谢培德也力主用法律来制裁这些罪行，“是时候用法律起诉那些成年人了。怎么可以让一个25岁的成年人和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发生性关系？”
　　“我想逃跑，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那些想和14岁女孩发生性关系的30多岁男人就是恋童癖。”后来，一天晚上，罗西在电视上看到了巴纳德的服务方案，她拨打了求助热线，第二天和服务经理联系上了。
　　“罗西出现的时候，顶着青黑的眼圈：她被打得很严重，”杰奎·蒙哥马利-戴福林（Jacqui Montgomery- Devlin），这位接待罗西的服务经理说，“她看上去那么小一点，脸上却被化了妆。罗西所经历的，她被强迫的都是作为一个孩子从来不该忍受的事情。”现在，罗西刚刚拿到了数学和英语普通中等教育证书，已经开始申请上大学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