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时，袁弘哲被同学检举揭发“妄图变天”，原因是家庭出身——他是的曾孙。

父亲的一番话，让袁弘哲戒掉烟酒，捧起了数理化课本，还苦学英语。出国遭遇歹徒，袁弘哲机智应对，并把他们抓获送到警察局。但是，回国后他被指于此案有染，要挖出他这个“生于卖国贼家庭”的“阶级敌人”。

时光荏苒，如今的袁弘哲，再也不用背负家庭出身的沉重包袱了……

不堪回首少年事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一种压抑中度过的。”袁弘哲的少年记忆在天津。

一天，少年袁弘哲带领小朋友们到他原来的家去玩，他随手掐了一朵花。

“这里就是我原来的家。”袁弘哲对小朋友们说。上了小学五年级，学校进行阶级教育时，同学检举揭发了袁弘哲。

“他人还在心不死，妄图变天。”同学说。“我能变什么天？”幼小的袁弘哲十分不解。

“你不光记得你原来的家，还告诉同学说是你的家，还带同学去采花。花是公物，你去采花不就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吗？”同学振振有词。

1966年6月的一天，晚上。袁弘哲听见有人敲门，他开门一看，门口来了很多人，还有警察，个个神情严肃。“你家长在哪？”来人问。“我奶奶在楼上。”袁弘哲说。

全家人被集合在一间屋子里，要求站着听他们宣读“搜查令”。来抄家的有“四清工作队”，还有街道办事处、学校、派出所的人。整整一夜，家里被翻了个遍，他们第二天继续抄家。

8月24日晚上，河北大学附中、平山道中学等几所中学的红卫兵，排着方队喊着口号，浩浩荡荡地来到袁弘哲家。

“我奶奶、我父母都被他们剃了光头，都挨了打，我们小孩也被全体罚跪。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抄走了，四壁皆空，这次抄家可没有登记。”袁弘哲说。

6年插队生活

1968年底，袁弘哲和哥哥袁弘宇到了哲里木盟（今通辽市）开鲁县建华公社插队落户。

“到农村以后，我就拼命干活，脏活、累活抢着干，想用自己‘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出色表现，展示‘狗崽子’也和党一条心，也能‘当好革命接班人’。我放过牧，修过河，挖过渠，所谓技术性最强的耪地，我在全小队是第一能手。”袁弘哲说。

当同去插队的伙伴还非常害怕接近马的时候，袁弘哲已经能自如地驱赶四个套的马车干活了。因为能干，他后来被当地农民选为小队长。

“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我总共干了6年，确实锻炼了自己，也重新认识了自己，重新认识了生活，知道了什么是艰苦。”袁弘哲说。

1970年初夏，公社投递员给他送来了一封家书。袁弘哲迫不及待地打开信，竟然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儿：被关押在学校打扫厕所的父亲被放出来了！

“我在农村挣的工分高，也有点儿钱了，所以学会了吸烟、喝酒。回家的时候，我给父亲买了两条当地最好的人参烟。”袁弘哲向大队书记请假，兴冲冲地回天津看望父亲。父子相见，十分喜悦。袁弘哲忙把带的烟拿出来让父亲抽，自己也点燃一根抽起来。

“这些年你怎么学会吸烟了？”父亲见袁弘哲抽烟问。“插队的地方是大草原，虫子很多，不抽烟虫子会爬进鼻子里去。”袁弘哲说。“你在那这几年都学会了啥，学没学数理化？”父亲又问。“没，没，数理化我没学。我农活干得好，会赶四个套的马车，是我们那批下乡知青中最能干的。”袁弘哲自豪地说。

“将来呀，国家不需要赶马车的人。需要有知识的人把国家的大梁挑起来。如果都去赶马车，就会有异族侵略你，我们就会成为亡国奴了！”父亲表情严肃，语重心长地说。

袁弘哲一听，心里十分难过、愧疚，之后他再也不抽烟喝酒了。回农村时，他带了数理化、英文等好多书，没事儿就自己念。再回天津探亲，他就跟父亲学外语。

1974年，袁弘哲回城，考上了广播函授大学，读英语专业。他毕业后又考上了天津联大，还是读英语。

袁弘哲进入天津染化二厂当工人，在车间担任班长，他一边上班，一边坚持读联大。天津市对外经济联络局面向社会招聘翻译。联大毕业的袁弘哲报名参加了考试，一下就考上了。

在天津市对外经济联络局招聘的翻译中，多数是正规外语学院毕业的干部子弟，只有袁弘哲不是，而且他又有复杂的海外关系，所以每当局里外派人出国工作，总轮不到他，尽管他的外语比别人要好。

1979年底，中国开始外派船员，局里让袁弘哲去教准备出国的船员学外语。

袁弘哲教了八九个月外语后，出纳出事了，局里让他去当出纳。局长们慢慢地了解了袁弘哲，认为他忠诚能干、工作踏实，表示再有外派任务可以考虑让他去。

美国斯格拉公司到天津招聘船员，局里派袁弘哲去。

1982年3月，袁弘哲一行从北京乘机飞往纽约。行前，组织上好几次找袁弘哲谈话，进行出国安全教育，告诉他到了美国出门一定要做到“三人行”，不准一个人单独外出。说袁弘哲海外关系比较多，这次批准他出国，领导们本来争议很大，所以希望他出国以后千万不能跑，不要辜负了组织上的期望等等。 据《北方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