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广州地区各派组织都印发了大量的小报，大致可分成几类：一、学生组织的小报(包括外地学生小报的广州版)；二、机关干部和文体界群众组织的小报；三、工人组织的小报；四、军队小报。之所以称为“小报”，主要因为它们大部分是群众自办的，且以8开4版居多。从时间上看，1967年1月以前，这类小报寥若晨星，较出名的有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誓死保卫毛主席总司令部(三司)主办的《广州红卫兵报》。然进入2月以后，群众自办小报开始呈井喷之状，大量涌现。

学生组织小报

2月1日，由广州主义红卫兵小兵公社创办的《小兵》报面世。这份小报维持的时间较长，直到1968年夏季还在出版，但铲山头以后，编者已变成“广州中学红代会红卫兵广州总部”。

2月9日，新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驻广州联络站主编的《新北大》(广州版)创刊。这是一份由北方学生编辑，在广州出版发行的报纸，创刊号的头版头条，一句触目惊心的口号，扑面而来：《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进行巴黎公社式大夺权》。不久，该报因刊登了一篇《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文章，激变成广州“文革”史上的重大事件。

与此同时，由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一司)主编的《广州红卫兵》也创刊了，名字与三司的《广州红卫兵报》，只是一字之差，甚至连字体也是完全一样的，均裁自毛泽东的题词手迹。

后来陆续创办的学生报纸还包括：中大革命造反委员会的《中大战报》；广州红色造反司令部的《指点江山》(从第二期起改名为《广州红司》)；广州大中院校红卫兵新一司的《新一司》；广州外语学院东方红总部的《东方红》等。还有一些中学的小报，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机关干部和文化界组织小报

最早一份由机关干部与文化界组织、学生组织联合主办的报纸，是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在1967年初创刊的《广东战报》。中南局直属机关革命造反联络总部的《战报》、广州日报社群众组织的《广州战报》等，也在这个时期相继问世。由于1967年1月25日市公安局的夺权，乃广州“文革”初期所谓“四大事件”之一，轰动整个社会，所以公安系统内山头林立，出版的小报包括一·二五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的《一·二五战报》和广州红联市机关红司公安红旗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公安红旗》等。

由文化界出版的报纸包括：广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合并《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工作委员会的《新南方》；广州革命造反派批判反动影片委员会的《电影战报》；广州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的《新闻战士》，等等。

三、工人组织小报

1967年初，各地各单位都在夺权，群众组织蜂起，天下大乱。但这时期工人组织基本上还没有自己的报纸，直到3月底至4月以后，才开始出现由工人组织主编的报纸。创刊较早的是由广州地区革命工人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主办的《工人战报》(大联筹散伙以后，改由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毛泽东思想广州红色工人总部和毛泽东思想红卫队广州革命工人联合总部主办)；广州红旗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办的《红旗工人》；广州工联主办的《工联》；八一战斗兵团的《钢八一》，等等。

军队小报

军队小报也有两种，一是军内群众组织自办的，一种是由军管会主办的。当时部队出现群众组织，主要是在军事体育学院、战士歌舞团、战士杂技团一类的文体单位，然时间不长，小报品种也不多，如广州部队批陶联委主办的《部队红旗》等，寥寥数种，屈指可尽。另一类是由军管会主办的，如《三军联委战报》。

1967年7、8月以后，随着武斗之风愈刮愈烈，有更多的群众自办小报出现，加上外地的一些小报，也纷纷杀入广州，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1968年初，广州地区的群众小报，多达143家，每期用纸5000多令。

当年，大部分小报都是不定期出版的，但并不像传单那样免费散发，而是在市面上出售的，通常零售价为两分钱(有些6版的则售4分)。有一份小报这样揭露道：“一个几十人的组织，全力以赴，出版一张每期七八万份的小报，六小版的篇幅，每份售价四分钱，以小恩小惠收罗街上的小孩拿着到处兜售。这样的小报，每期单卖报就获得(除去成本)上千元，还伸手向国家要办报经费。他们拿着这些钱，大肆挥霍，坐飞机逛上海，买手表、毛衣，形形式式，应有尽有。”当时一个工作十几年的21级干部，月薪亦仅68.5元，而办报者多为初出茅庐的“革命小将”，千元堪称巨款。不过那是一个禁欲时代，胆敢中饱私囊者，少之又少。

1968年，经铲山头、大联合、成立“革委会”之后，工人宣传队进驻机关、学校，大部分群众组织小报便陆续奉命停办了。小报气焰万丈，盛极一时，实际上，只有短短一年光阴，嗣后虽然还有《广州红代会》、《广州工代会》、《广州农代会》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员》等小报支撑门面，一直苟延至1969年，不过，涟漪的尽头，已是波澜不兴，乏善可陈矣。

叶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