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姜文1994年完成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因为在今年威尼斯电影节展映了“修复版”而激起一种怀旧情绪。修复版增添了五个原版删去的场景，时长增加了五分钟，包括马小军和于北蓓独处的场景，以连接于北蓓和米兰之间的关系；马小军做“梦中梦”，再次回应电影旁白暗示的回忆虚实难辨。这些变化无关宏旨，但提供了一次重温和怀旧的机会。

因这部电影有一种穿越时光也从未失色的浓度——青春的浓度。这是一个以文革为背景的，但并没有直接描摹宏大的政治，而是聚焦青春，甚至可以说青春是唯一的主角——荷尔蒙味十足，叛逆与懦弱交织，带有破坏性，又被过分抬高的青春。

电影没变，但时代变了。如今这个时代可谓颇富中年人气质，再回望电影和电影讲述的那个年代，既像是向过去作别，也像是一次惋怀。

电影改编自王朔小说《动物凶猛》，1992年，这篇六万字的小说刊发在《收获》上，1993年，姜文开始写剧本，同时开始选演员。青少年们被姜文选中，从五湖四海向着北京进发，汇聚到剧组里。剧组的房间，“贴满毛主席、红卫兵的照片，有一面墙贴的都是美丽少女和酷似姜文的半大小子的照片”（王朔：《阳光灿烂的日子追忆》。演员选定后，就被送到北京附近的良乡，在部队汽车团的招待所里封闭训练，过了一个多月“文革时期的生活”（张仁里：《诞生·前言》），唱语录歌、“斗私批修”、看纪录片，还得训练游泳和骑自行车。一切都照着部队的作息来，纪律非常严格，扮演童年马小军的九岁的小演员韩冬回忆：“就连戴手表、花零钱等都是不允许的”。所有这些，激发出的，却是浓郁的青春气息，扮演马小军父亲的王学圻加入剧组后，“明显地感觉到一股迥异于其它剧组的气氛：年轻，充满朝气”。

这些细节，组成一个迷人的场景：青年人在一起，拍摄一部“青年人在一起”的电影。“青年人在一起”之所以这么重要，是因为那是姜文电影里反复出现的，隐性或者显性的主题。

新鲜的生命在各个角落成长起来，从河北或者河南，汇聚到北京的大院里，、散步、游泳、跳舞、请客吃饭、在月光下弹吉他唱歌，或者，孤独地行走在苍茫的屋顶上。青年人相遇的结果，不是生命个体的增加，不是1+1那样简单，而是青春气息、青春光芒的无限漫湮，两个美丽少年在一起，就有可能形成一个青春反应堆，何况，那是一群少年，汁液四溢，芬芳招展。

法国电影人让·路易·派(Jean Louis Piel)当年看过粗剪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后，提出许多建议，其中之一是“将情节尽可能‘集中’，手笔要在‘重要人物’和对那女人的‘’上”。这正是王朔原著小说的脉络。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即便米兰，也并非“重要人物”，那种华丽敞亮的青春，那种青春情谊，才是“重要人物”。米兰亦真亦幻，而青春不容置疑。

成年人的出现，因此显得特别煞风景。马小军骑车进大院，一群穿着深蓝色衣服的大妈围成一圈坐着，像一群不容忽视的守卫者，和马小军对视了一眼，那一眼，竟是那么微妙；青年们在花园里聚会，一个大嫂从他们中间穿过，给了于北蓓一个白眼，他们用起哄发动反击；马小军追上戴墨镜的米兰，向她表白，遭遇奚落，旁边骤然出现一个大妈，对他发出讪笑（大妈出现的方式，她的笑，多么像是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电影里穿越过来的啊）。 由大妈、警察、穿制服的父亲组成的成年人，总在青年人谈得入港时，不合时宜地出现。

青春反应堆，需要纯度，需要剔除一切杂质，让青春尽可能多地和青春发生联系、催化反应，让青春尽可能地享受青春该有的一切待遇。青春是一个国度，人人都是国王，青春之外的人是另一个国度，人人只是臣民。

这也是姜文电影的青春哲学。在他的电影里，“其他人”都被放到了别处，与“其他人”有关的时代背景，成为被拒绝讲述的对象。“青年人在一起”的议题，此后还在《太阳照常升起》和《让子弹飞》里重现，在姜文的国度里，青年人们（不只是年龄上的青年）唱歌、揉面、暗恋、偷情、打猎、发疯，像森林精灵那样活着。

姜文的电影，因此总有种异世界的气氛。他的如上几部电影皆掀起解读热潮，并出现了许多奇怪的评论，政治隐喻式的，伪考据式的，科幻的，奇幻的。

这是姜文创作方法导致的结果。他曾在采访中这样谈论他的创作心得：“无中生有出一个似乎存在的，让你觉得比现实世界还真实的世界，这就是一个创造过程”，“有时我甚至分辨不清楚现实生活和电影生活的界限。就是说，有的时候我可能更需要电影生活”，“我一再强调我的迷恋，我的欲罢不能，然后才有可能让将来看的人欲罢不能。”说起“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也说：“这个名字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梦幻”。

也是他追求青春纯度的结果。他缔造了一个主要由青年人构成的世界，一个时时刻刻生命力勃发的世界，一个努力剔除生命杂质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本身就是非现实的。尽管他力求现实感，在细节和道具上用心，费心思地找到七十年代的凉鞋，把军装洗白做旧，但最后呈现出的一切，还是和现实有着巨大距离。

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在他的小说《学生托乐思的迷惘》里说起青春：“有一扇门通往另一个世界，那儿一切都被压抑着，一切都在涌动着，一切都在燃烧着怒火，一切都原形毕露，一切都具有毁灭性。”姜文电影，就是那样一扇门。

我曾写过一篇题为《姜文的“他世界”》的，讨论过这种气质：“那种‘他世界’气氛，不只来自幽闭的环境，还来自电影中人那种浓稠的感情。姜文电影中人，总是血气方刚，大爱大恨，像是停留在一个永恒的青春世界，促成他们行动的，不是任何一种世俗的动机，‘追随过蔡松坡将军’只提供了一个行事的方向，但终归不是动机，他们为的是‘往窗户里扔钱，听他们笑’，像一种野火，本能地要放任能量，在哪都熊熊燃烧，烧到哪是哪，与他们对照的一切，则是有世俗动机的。”

这种对青春纯度的追求，让姜文电影拒绝政治解读，又恰恰吸引了无数政治解读。

姜文成长的年代，以及他电影表现的年代，正是“青年崇拜”燃烧得最热烈的时期——文革。那个时代，正在进行社会重构，并借助青年力量完成重构，“只有青年，在已朽的过去中找到一条新的道路”。这场青年运动，并不是自发的、民间的，它的内容在一开始就被替换和扭曲，但青年人依然被激荡起来，青春的价值被哄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人们祈望这种盛景重现——每到社会周转不灵的时候，每逢理性疲倦，政客与各种设计者们再无新意的时候，人们就会求助于青春的巫性，“青春”像一个笔仙，等待着被自诩理性的人们驱动。人们却又知道这种盛景可望不可即，需要因缘际会才能成就，更惧怕这种盛景会酿成失控，因此时时打压这种青春反应堆，用一切可能的办法。

所以，对这个时代流露出来的些微的青春盛景碎片，我都无条件迷恋。多年前，在一个论坛上，看到一则很特别的征友启事。作者相貌出众，要求也很高，对对方身高相貌的限定非常苛刻，最后这样作结：“让我们两个美丽的生物行走在一起，让别人感到羞愧。”那句子里的青春迷思，至今难忘。

还有去年，韩寒事件爆发，韩寒的同伴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张照片：韩寒和一群青年人在一起，有人在打游戏，有人在写作。他们是以一个青春整体的形象出现。那张照片抵得上千言万语，你能感觉到那里的小生境回荡着一种声音，是青春在呼唤青春，那是是个上了年纪的耳朵所听不见和忘记了的。

韩松落是专栏作家，著有《为了报仇看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