嬷，我难忘的六月雪

文：晓枫婉月

从苏溪镇杨梅岗村抵达义乌市的公路早已不再是当初尘土飞扬的黄沙子路了，当你一眼望去，尽收眼底的是一座贯通东西南北的“长天飞虹”——如一条巨龙盘旋于空中的互通式高架立交。当我看见它，我几乎是凝神屏气的，耳听得不远处一列高铁疾驰而过，震发出的隆隆呼啸声，伴随我一会儿清晰一会儿又模糊的视线，恍然起那一个“嬷”——杵立在上西陶村的村口，一个举目遥遥望我的身影······

那里有一片黄黄的坡地，青青的草从间，如烟云凝含，静静地开放着一朵朵皑皑似雪的花儿——那是六月雪，是我艰难而坚强的嬷，我此生难忘的母亲，我难忘的记忆。

嬷是义乌人对母亲的称谓，她是我儿时寄居期间的妈妈，嬷也是我大姐的婆婆，是我六个外孙，孙女的奶奶。

嬷长得不怎么好看，加上她右眼皮那一点先天性的眼疾，更损害了她本应享有的美貌。不过，在我的映像中，她总是梳着一支长过腰际的辫子，黑拗拗地粗壮亮闪，煞是漂亮，惹眼。许是她这样的打扮经济，无需化钱请人修理，临干活时再盘成一坨高高的发髻，看去宛如盖着山头的一朵乌云，又如压在她健壮身躯上面的一块又黑又沉的石头，以至于露着她那一截细润的脖子，相映成趣，也让我因此记忆深刻。

嬷很具亲和力，一见到又瘦又矮小的我，先是搂抱我在她的胸前，竭力着以一口带浓重义乌土语的“普通话”说与我，边忙着腾出一只手来与我亲昵，尔后，伴随近处憨厚的小猪以及羊圈里时断时续的“咩咩”的欢呼声，懵懂无知的我一边吃着她特意熬煮给的糖吞蛋，一边如坠云雾地听着她说着什么。

嬷与我母亲同龄，与我母亲一样，早年丧夫，一生守寡，独自养育四个儿子，这，对于当时处在经济既贫穷又落后一个农村妇女来说，其劳累和辛苦是可想而知的，好在不多久，长子和次子几近成年，一个当了村支书，一个早早地在苏溪镇杨梅岗农垦场务了工，倒也卸却了她不少的负担。不幸的是，做村支书的大哥在我去她家不久，为防止那一场水库大坝决堤而身染重病，年青青的便去了他父亲那里做了伴。

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去河里摸虾抓鱼，学会放牛，割草，学会与羊“打架”之类，在我记忆中都已经淡了去了，但那一日，被一头倔牛一脚踢倒，滚落山坡下的事情我还是记得十分地清楚。

若不为生计所迫，嬷说什么也不会让我去干那些“粗活”的，何况，我这么一个弱小的城里人。嬷忙着热敷我受伤的那一只胳膊，边喊我幺哥(我姐夫的小弟)赶紧去採药。那一夜，她尽搂我在她的怀里，身体时不时地颤抖，分不清是担心，是害怕、是自责、还是埋怨，也分不清是她的还是我的泪水，一把粗糙的手时不时地在我幼小的脸上抹着，又像是抚慰。那一夜，它成了我睡得最沉，最深、最长的一夜，自那一夜起，我每每都在她挟着一丝丝猪羊之类气味的怀里进入梦乡，也是自那夜起，我永远失去了放牛喂羊的机会。

临到上小学了，嬷用三哥(我姐夫的大弟)退役时带回的一件崭新的军衣缝制了一只书包，用自制的豆腐换得铅笔橡皮一类的学习用品，嬷给与我的这些“特惠与照顾”是她四个儿子中谁也不曾拥有过的，这样的“福份”让我独占了，因此使得我的这几个哥哥们既羡慕又委屈的难受了好一阵子，尽管如此，二哥(我的姐夫)还是风雨无阻地照例不间断带我去杨梅岗农垦场外的那所小学。

每逢开锅煮饭，嬷总会捞一把黄豆或是番薯什么的烘烤熟了给我，或者，从口袋里掏出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糖果，偶尔有货郎担吆喝着路过家门，嬷总是毫不迟疑的满足我的那一点要求。这样的时候，是嬷最安闲的时候，也是我最享受的时候，我可以十分自在的依在她身边享有如此的“偏心”。嬷从来不许她的儿子与我争食，每逢卓上有一点鱼虾肉类的，必是我先占之用之，用嬷她自己的话说：我是“······家中最小的一个”······

每到夏收夏种，是最忙的季节，也是我最盼望，最自由的季节，因为，这样的时候，我可以不受嬷和哥哥们的“约束”，可以滿田野，滿山坡，滿溪河地到处撒欢，无论下田埂捉泥鳅，还是上河道逮青蛙，忙乎的他们根本腾不出手来看管，不过，我常有时在他们的身后捡拾遗落的稻穗，看一把沉甸甸的稻穗对着我低头颌首，觉得十分的好玩，实在是闹腾得渴了，便捧上一只大葫芦罐猛猛地喝上几口既涩又苦的“茶”——六月雪。

“六月雪”，别称满天星，因它花开于夏，花形细小似雪而故名，置它于荫阳处，施水适量，避酷暑疾寒即可鲜活于四季，寡水淡肥无碍它花开如初。或许，它原本出于贫脊，知其价值者为数不多，赏其意韵者为数更少。其时，只因家中拮据非常，嬷常以六月雪代以解暑，一把洗净干瘪的六月雪连杆带叶，剁碎了泡在开水壶里，不消多久，便是一壶清沥的茶了，嗣后，随年事渐长，确信它健脾消暑的作用，且是一味可以入方子的好药，再看它叶细如瓜子，白花簇簇如梅朵的令人喜爱，干脆来个一窝端，连根带土的把它移栽于瓦盆里。自然，以六月雪代茶，其味不同与茶香，既苦又涩，但喝久了，渐觉它独具特有的甘美。如此的粗茶一喝便是多年。让茶叶取而代之，兴许是一个这样的过度，只因日子不再窘迫。

再见嬷是我回杭州以后，歇下学业，有了一份好的工作与收入。据姐夫说，嬷知道了我要去看她，一晚没能好睡，一大早便起来包了好多我最喜欢吃的棕子，熬制了不少的米花糕，煮了红枣汤，加上初见我时的糖吞蛋，急忙忙的去村口迎接。

别去回杭那年我十二岁，再见嬷已隔了八年之久，嬷苍老了不少，但不见了她愁眉苦脸的样子，也不见了挂在她后脑勺那一支长长的辫子，剪短了的头发已显斑白，一边戴上那一顶权作我一点点孝心的帽子，她笑盈盈的眼里擒着激动的泪花，我也忍不住地掉下泪来，看她依旧保持着原来的艰苦与朴素。

新屋是一幢三开间两层楼房，在我去之前就已砌上好一阵子了，还散发着木梁的余香味，老屋还在，保留着原样，上了锁，极像是为我保存一段旧去的记忆，替我收藏起那一段远去的岁月。三哥早已娶妻成婚，有了二个儿子，与三嫂一起做着生意，幺哥也是，学着嬷起早贪黑的样子，开着一家超市，不同的是、多年不见，亲如手足的幺哥在我面前多了几份腼腆，与我不再有以往搂搂抱抱的亲昵。我操着一口流利的义乌话与他们叙旧，历历往事犹如升腾在房顶上的炊烟，飘溢着缕缕不断的温情······

临别，嬷说什么也要送我去火车站，若没有姐夫的阻拦，当列车驶过上西陶村口，只见嬷穿着我买给的那一件蓝色大襟衣杵立在村口，遥遥舞动她手里那一方我权作留念的红领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