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孩子眼里，衰老是个漫长的过程，而自己永远不会有萎靡的那一天，即使到了那时候，自己也一定老得不同凡响。我们其实记不住母亲的面容，以为母亲永远是一副模样——只有当她老了，我们才在歉疚之余想起她曾经有过的美丽时光。

　　我在大姨家的镜框里发现了两张老照片，一张是我的百天留影，另一张是周岁纪念。百天的我坐在一辆木质摇车上，头戴兔耳朵绒帽，嘴巴微张，眼睛看着前方。我想，母亲一定站在摄影师旁边，逗弄着我。我现在想知道，当时，外面的天是什么颜色？街上走过的人们脸上有笑容吗？那是个饥饿的年代，母亲是如何让我有奶吃的？

　　照完相的情形可以想见：母亲抱我攀上双庙坡，从土路回到渭北台地的汤家村。一路上有谁看见了她怀里的孩子？又对她说了什么？那个时候，麦子已经很高了，大雁高飞，把金贵的屎坨拉在地里，它看见阳光下行走的母子了吗？

　　在另一张照片中，母亲抱着我照相，背景是6层楼房。那是画在幕布上的，绛帐镇上的照相馆，使用这样的背景，为的是讨农村人的高兴——谁不想进城做工人，当干部，过上有工资的日子。在贫瘠的土地面前，那样的高楼具有一股勾魂的魔力。我幼年的时候，经常会朝南方望去，目光越过村南的高坡，那儿埋着死去的人们，坟头的松柏连成一团浓荫，黄鼠狼、蛇之类的动物出没，四周种满了苜蓿。初夏，紫色花开，正午去那边拔草，我和伙伴们都有点心慌意乱，老觉得会发生可怕的事情。时间仿佛停止了，野地里响起“嗡嗡嗡嗡”的声音，好像从地心里发出来，经久不息，大家便纷纷往村里走。太阳迷糊眼，天空蓝得死人一般。到了村头皂角树下，便能听见大人们的吆喝声：吃饭了——吃饭了！

　　坡下是一条横卧着的铁路，钢轨发出的亮光刺痛我们的眼睛，大人说那是陇海线。汽笛叫了，大地一下子活了。尽管不知道东来西往的车里坐了什么人，但心里是那么愉快，好像他们都是以后会认识的朋友。火车轮子跟钢轨摩擦发出好听的声音，“哐嘡——哐嘡——哐”，世界在外面，有了火车，外面便也去了远方。远方，多么迷人的字眼，我要去远方！

　　这张照片上的母亲，是我梦里的母亲。她年轻美丽，尚不知晓命运的答案，神色忧郁、落寞，像是命运突然把她放在聚光灯下，确认之后便将无奈的人生加之于无辜的人儿。那个时候，我的生父，正在几千里之外的克拉玛依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要不要为了灿烂前程放弃妻与子？母亲抱着我从关中平原出发，乘晃晃荡荡的绿皮火车赴疆探夫。在我的记忆里，他和她沉默着，对峙着，屋里的闹钟“滴滴答答”，那个声音多年以后还响在我的耳朵里。

　　母亲做得一手好衣裳，离了婚，原本想待在汤家村，守着我和妹妹。但同住一个院子的叔伯们不耐烦了，一天中午，他们在母亲收拾厨房时，叫人抬走了母亲的缝纫机。

　　在当时，改嫁是一件屈辱的事情，大人和孩子都抬不起头。爷爷喜欢我，母亲也想过留下我，但又一想，没娘的孩子太凄惶，索性带上了我。她只要一个对孩子好的男人。在媒人频繁出没的那段日子，母亲一想起两个孩子就恸哭，她知道自己的一生已经了结了，如果不能给孩子一个光明的出路，这辈子就全败了。身心憔悴，她的视力急剧下降，一下子从年轻女子变成了中年妇人。

　　我5岁时，母亲改嫁邻村。继父是穷人家出身，自幼聪慧好学，拜师学木匠。她和他打打闹闹，但同心同德过日子，要在村子里不被人看低。分家时4个孩子，一间半破房，十几棵成不了材的小树，5年后盖起三间大房，十多年后盖了三层楼和大院，成为方圆几十里人们羡慕的家庭。

　　但是衰老走近了母亲。20年前，父母来京小住，我觉得母亲还是幼时的模样，她舒心大笑，对儿媳妇赞不绝口。5年前，他们再来，很深的皱纹刻在母亲脸上，心事重重。父亲说，母亲什么都要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经常跟儿媳妇闹别扭。然后就有母亲住院的消息：胃病，白内障，肾炎。她依旧过问所有的事情，孙子孙女们都不大愿意和她说话。医生的话就是圣旨，她躺在炕上，支使丈夫服侍她，一会儿买鱼，一会儿买鸡。她的两个妹妹盛年接连患病而亡，大弟又糊里糊涂死了，她成了家族里最长寿的人，活在回忆、不安和恐惧中。

　　炕上的母亲老是念叨下辈子要投个好胎。外祖母外祖父走得很早，婚后又被负心人抛弃，一辈子拉扯5个孩子。她没有发展自我的机会，也没有闯荡世界的机会，在一个宿命的时代，她被迫走上了苦难的人生之路。

　　唠叨归唠叨，母亲其实是自豪的，一个曾被男人抛弃的女人，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子女们都有出息，邻居们也敬重她。天气晴好的时候，母亲会坐在洒满阳光的院子里，心满意足地看着鸡鸭乱蹦，唤继父：老头子，今天做点啥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