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跟这个世界说情话的。

哪怕，这个世界是如此荒凉、残酷、疯狂。

身在战壕里，TA也会摆一盆花，求得片刻慰藉；独身漫游海上，TA会编造故事，确保自己不会陷入疯狂。

这些说情话的人，多半都是年轻人，生理或者心理上的年轻人，所以亦舒说：“恋爱，革命，都必须非常年轻，非常非常年轻。”

不论恋爱，还是革命，都是跟这个世界讲情话，是对这个世界的相信：我如此待你，必然能够将你撼动。

我认识许多对这个世界说情话的人。

第一个能想到的，是美惠。

她家在城市边缘，边疆城市，本就疏朗安静，城市边缘，更加质朴静谧，在这里长大的人，多半质朴。这也是我喜欢黄轩的原因，因为他家也在那里，黄轩也质朴。

美惠的质朴却有点过了，大学毕业，她不想回家，也不想父亲求人，自己找工作，服装店营业员、1860接线生、创意产业公司的女职员，一路做下来。父母亲离得远，照顾不上她，加上她的性格执拗，也从不接受他们的关照，就这样单打独斗地在城里折腾。但不管住在哪里，她都会给自己买几盆植物放在租来的房子里，时不时买把鲜花带回去。

本来有捷径可走——她长得美，那种日系的美，类似于栗山千明松本莉绪，所以，追她的人挺多，她的追求者分为两种，一种是年轻帅哥，一种是年轻富豪，帅哥们浪漫，在校园里捉一整天蝴蝶，用运动衣兜着，带到她的宿舍哗一下放出来；富豪们实在，开着敞篷载着她，买买买浪浪浪。但她不耐烦，是啊，对一个成天读犹太哲学家和唐·德里罗、品钦的人来说，这该有多烦人啊。她喜欢有意思的人，她没法扭着自己的性子，去喜欢没意思的人。

我认识她的时候，正是她颜值的巅峰。那是在一个锐舞派对上，她帮朋友卖票，打了个照面，看见一张让人惊艳的脸，就记下了，第二天，办派对的朋友招呼大家，她也来了，这就认识了。

那真是一段流金岁月。开锐舞派对的朋友，当时是辞掉了央视的工作，回到我们这边疆城市，办起了一个面向文艺青年的酒吧，名叫“后门”，酒吧开起来了，因为地处偏远，少有人来，这位朋友无奈之下，重返北京，把酒吧丢给一帮朋友照管。酒吧于是成了一个乌托邦，大家轮流照看，周末组织观影活动，时不时还有画展和影展，到处拉生意。美惠也加入我们，每天一下班，就来当义务服务生。

怎么感谢她？她说：“买把花给我。”

后来，我的朋友包子家拆迁过渡，暂时入驻我家，听了音乐家颜峻的鼓动“没有演出，我们自己在家里办”，包子把我家也变成了一个乌托邦。家里每天都有冷餐会、派对，周末还有演出或者讲座，大家还会为了周末的演出排练节目。一个家庭演出，牛人云集，甚至来过老狼这样的超级大咖。一个秋天的晚上，老狼就用一把破吉他，面对五六个朋友，唱了好几首歌。

后来，在微博上看到高晓松的话，老狼曾跟他说，如果他没钱了就养他，我一点都不意外，在那样一个晚上，用破吉他给素味平生的人唱歌的人，必然也是一个对世界说情话的人。

而那时的我们，也是这样，生气勃勃地说着情话。也许是这点打动了美惠，她后来嫁给了我们这群人中的一个，她开玩笑说：“因为舍不得你们，就嫁给你们算了。”我觉得这是真的。

婚礼很简单，也没有拍通常意义上的婚纱，就是请包子帮他们拍了一组生活照。蜜月归来后，请朋友在他们家看了部电影，算做通知。

结婚之后，她从朋友那里接过一家小小的陶吧，生活稳定下来。陶吧开在市中心，虽然只有七张桌子，但每天顾客盈门，我们有了朋友，也都带到她那里去。小小的陶吧，去过无数作家、导演、演员和艺术家，也是所有朋友的文艺自留地，冬天的晚上，客人都散掉之后，我们聚在陶吧，轮流念诗、弹琴唱歌，或者谈论麦克尤恩、奥兹、桑内特、细江英公、荒木经惟、达内兄弟，任由外面北风呼号。

她留给自己的那张桌子上，总是插着一把鲜花。

但我们从不知道的是，支撑那么一间小小的店，需要多少精力，房租和各种税，方方面面的关系，就连周边的店家、停车场和公厕的看守、城管和市容，都有可能随时发难。开陶吧的五年，她始终失眠，永远顶着黑眼圈。但即便这样，陶吧还是面临搬迁：陶吧所在的那幢大楼的管理者，在上面的要求下，要停掉一切外租业务。

美惠奔走全城寻找店面，最终，在创意产业园找到落脚点，店铺装修的同时，她去景德镇学习陶艺，半年后，陶吧变成了“与陶工坊”，在那边重新开起来了。

并没有万事大吉。装修的时候，出现各种差错；终于开始营业，园区调整，陶窑需要搬迁；大年初二，隔壁店家的暖气管爆裂，把工坊的六间地下室全部淹掉，所有电机泡坏，辛苦制作了三个月，还没来得及进窑烧制的作品全部变成泥汤。还有，和这个年月所有的商人一样，她还得面对员工的频繁离去，她永远在招人。

但店里永远很暖和，孩子们奔走嬉戏，情侣在捏泥巴。时常有音乐家的演出，地下室里会有摄影展。

还有，桌子上总有鲜花在开。

当年那些和美惠一样，聚集在“后门”酒吧、“我的天堂”酒吧、“时间”酒吧，或者在我家参加过家庭演出的朋友们，都慢慢老了。

有的去了别的地方，有的做生意，有的生了奇怪的病，有的变得颓废，有的儿女成群，有的在藏区修庙。我们在朋友圈里互相看见，在群里发发不合时宜的牢骚。但那段时光照耀着我们。那段不顾一切，全无目的的欢乐时光，那段为了某场演出奔向夜晚，在一夜欢歌笑语后奔向头锅牛肉面（这是每天早上第一锅牛肉面的名字，五点半或者六点，吃面的人都是远行客或者酒鬼、赌徒）的清晨，照耀了我们，我们从没想到，那十年时光，可以照耀我们这么久。

这是我们的幸运，我们活在了那么一个不需要为房价和通胀焦虑的年代，可以尽情说情话，说胡话，不用规划自己，精打细算地经营什么，那些情话，照耀了我们一生，温暖了许多贫瘠时刻，以及命运的冬季。我们也庆幸，就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遇到了那么一群人，要知道，情话是互相鼓励、互相壮胆的结果，我们首先是在彼此身上练习了这种能力，才敢推而广之到全世界。

必须要有情话时光，情话时光让你喜爱自己，是“我也可以如此”的证据，这种喜爱、自我珍重，是一种持续终身的能力，必须在最年轻的十年里奠定。必须要积累情话，因为我们必然要消耗情话如同消耗脂肪，追忆情话如同追忆炉火灯光，才能在春天再来时，有余勇破土而出。

人必须要有情话时光，因为你不知道冬天有多久。

每个年代的人，都有自己的情话时光。

我所认识的人里，有一个对世界说情话的年轻人，我们管他叫杨医生。

杨医生起初不是医生，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考进医学院才两个月，还不满十八岁。杨医生入校就加入了学生会，希望给同学办点读书观影方面的活动。可巧，那段时间我刚刚出了新书，正准备出门签售，朋友帮我在家门口办了场读书会，算是一个小小的热身。我在微博和豆瓣上发了活动通知，杨医生看到了，来了现场，等到活动结束，递了一张纸条过来，邀请我去他们学校开一场讲座。

当场答应了。一个月后，去他们学校开了一场讲座，讲读书和写作，大半年后，他又联系我，这次是给国防生讲电影，讲的是谍战片。其间朋友做的演出或者活动，我也喊杨医生来参加，一来二去，就和杨医生成了朋友，尽管我们年龄相差了将近二十岁。

杨医生是天水人，父亲在铁路上工作，性格豪爽，母亲性格开朗，父亲做生意欠了钱，每年光是利息就要还六十万。但杨医生并没因此变得愁云惨雾，他继承了爹妈的性格，温厚爽朗，一个人来到大城市，却一点不怕生，努力锤炼自己，努力寻找能够影响自己的人，他喜欢的电影里，有《死亡诗社》，他时常提到这部电影，主演罗宾·威廉姆斯去世的时候，他很是难过了一阵子，威廉姆斯去世一周年的时候，他特意去买了一本《看电影》，果然，这本杂志没有辜负他的期望，特意做了纪念专题。他来跟我认识，或许怀着相近的期待吧，找个“船长”，找个能影响他的人。

事实上，倒是他影响我更多，尤其是在看待医生职业这件事上。说实话，因为少年时的经历，我对医生这个行业欠缺好感。八九十年代，时代粗糙而狂暴，医生这个职业也不例外，那时候因为母亲常年生病，我时常要和医生打交道，在医院里见识了形形色色的医生，总体印象欠佳，医生打骂病人是常事，更别提要红包和礼物了。

我母亲最后一次住院，主治医师是个女大夫，姓丁，她时常在病人账户上开昂贵的补药，然后自己提走，据说是拿出去卖，对我母亲，她也照旧这样下手，有一次，她狠狠地在我母亲账户上开了五千块钱的补药，那时候，一平米房子，不过一千块钱，病人住院没有正规医保，一半靠单位报销，另一半靠一种叫“住院统筹”的集体医疗保险，都要看脸色，可报可不报，负担非常沉重。我们不敢得罪她，我爹不得不找人暗示了她几次，她才收手。她后来又知道了我家有亲戚在肉联厂，逢年过节就要猪牛羊肉，整只整只往她家送，我母亲去世多年后，她仍然逢年过节要猪牛羊，而我父亲和舅舅们，对一切略有权力的人都有惧怕，口头禅是“万一再要求人家呢”，逢年过节，照样雇着货车给她家送肉。

杨医生生在新时代，和沉重破败的过去，似乎少点瓜葛。他非常勤奋，要学习，要应对学生会的工作，还要读书和看电影，时间被占得满满当当。到了假期，还时常被学校选去带夏令营。后来，我看了他写的东西，觉得非常好，建议他多写，正巧他在几次活动中认识了《读者》的编辑，就开始给他们写文章，医院里的趣事，自己的人生故事，一篇两篇的，稿费竟然也能替他应付一点开支。

临床实习前，他的父亲给他留言：“心爱的儿子，在新的环境里你要用仁爱之心对待每一位患者！医院的任何工作一定要做到精细，不能出一点错误，因为天大的事没有生命重要，对患者要像亲人一样，用你的爱心、耐心去关爱，不能发一点脾气。不能把你个人的不愉快带到工作中去，愿儿子成为一个真正的白衣天使。他的老师送给他一句话：“医学不是神学，但医学赋予了我们神职。”

进了临床，杨医生总算离真正的医生近了，我从他那里了解到的医生故事，也越来越多。基本上全年无休，每天上班超过十个小时，连续上班三十六个小时也是常事。在外科实习时，有一天，附近的工地发生了群体事件，三百多人被打伤，他刚刚下班，也被叫回科里缝头，一直缝到天亮。又有一天，病人去世，家属喊了专业医闹，七八十个黑T恤金链子的汉子，瞬间到了医院，所有男生都被喊来，严阵以待。

他不在微博上写这些，他只写自己和病人的交流：“早八点至今接收的病人有：两岁男孩感染性休克，腹中多一半肠管变黑了，抢救完昏迷不醒，长得是那么可爱；未婚中年吸毒女脑干出血，背上纹了一整片灿烂夺目的牡丹花；赴儿子婚宴酒后失足，一摔成脑出血，耳蜗有止不住的血流；KTV里起争执，三刀捅入胸口、腹腔，血淋淋跨年……这里是ICU，堪比鬼门关。”

“‘每当你们需要安慰和鼓励的时候，就请重复：一切都会好的，一切都会遗忘的，一切都会解决的’。这是我刚进大学那会儿，摘抄最多的一本书《生活的艺术》里的句子。该书不厚，就一本小册子，作者是法国的安德烈·莫洛亚”。

我向他求证那些与医院有关的可怕传闻，例如，医生会拼命给你开抗生素，还有如果不给够麻醉师红包，他们会故意把药的分量减轻，让你在手术中醒来疼个半死。他大吃一惊，给我详解现在的医疗制度，这些情况基本都是不可能的。至少，我们在一线接触到的医生，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受苦人，没有机会折腾这些幺蛾子。

去年夏天，他毕业了，他和所有的老师逐一合影，宿舍附近超市老板也没落下，因为，本市自来水出异味时，纯净水断货，超市大叔把自己留的水给了他，他买的速冻饺子快化时，老板娘帮他在冰箱里储存饺子。

他去了妇科医院工作：“粗略算下，除去双休，我的医院一周至少要做200例人流，一年下来怎么也得10000例。人流室就一流水线工厂，躺下双腿一张，血水一堆，眼睁开换人，而这仅仅是城市中一家医院的数据。试想，那些进了下水道或被埋入地底的生灵，成了一只只会发光的萤火虫，不爱说话，浮在河面上，远观尽是一片幽森冥火。”

因为杨医生，我换了打量医生的目光。有次去看病，坐门诊的女医生，时时用手扶着腰，我仔细看了看，才发现她是挺着大肚子来坐诊。了解医生，不需要有医生朋友、医生家人，你只需要知道，他们必然也是别人的朋友，别人的家人，就已足够。

我也不再相信年纪大的医生更有经验和耐心的说法。不论是自己去医院，还是给家人求医，我都只找五十岁以下的医生，家人动手术，众多医生里，我认定的是一个生于1971年的医生，因为他穿牛仔裤和球鞋，言辞恳切。我还特意加了他的微信，看到他朋友圈转的歌是Sting，我知道，他是新人，是能够对世界说情话的人。

我已经放弃了旧日世界，不再争辩，也不再反对，我全心全意拥抱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生病依旧不是幸福的事，但幸运的是，你可以得到一个像杨医生那样，看过《死亡诗社》、《奇鸟行状录》、《昨日的世界》的医生的照管。

他们未必信神或者佛，但他们有信仰。

他们肯对这个世界说情话。

有一次，在我的电台节目里，有个女孩子连麦，跟大家讲了她的经历。

她在电视台工作，长得好看，穿着光鲜，结果被坏人盯上了，这个坏人是个年轻男孩子，穷途末路，想做点什么，做什么都可以，他绑架了她，囚禁在一个房子里。此后的三十六个小时里，她一直在和他沟通，听他倾诉。他终于平静下来了，结果，在谈到他被女朋友抛弃的经历时，他又被刺激到了，他用刀在她的腿上划了一刀。她害怕伤口和鲜血引起“破窗效应”，进一步激化他的凶残，忍着疼继续和他聊天。最后她等到了解救。

我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凶残、有多冷酷，只要了解一些金融知识，再关注几个金融账号，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的森严真相。但我们必须要用歌、小说、音乐、艺术，对这个世界说情话，所有的艺术，其实都是自作多情，是对人生的高估，是对光秃秃的人生进行的PS，是面对残酷世界的情话。情话是热爱，情话是希望，只有不断说情话，才能缓解世界的凶残，或者在凶残之中，给自己引来微光微温。

所以我珍爱那些说情话的故事，例如《一千零一夜》、《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或者《悲惨世界》，尤其《悲惨世界》，那里面的年轻人，真是霞光万丈，当然，即便是年轻人，也会老去，比如马吕斯，也在战斗中迅速衰老，被虚无感征服，但他和珂赛特的后代，还将继续成长。

我珍爱那些有着说情话气质的歌手或者演员，邓丽君、张浅潜、张玮玮、雷光夏，或者张国荣、钟楚红、姚晨、莫文蔚。他们流光溢彩如花似玉，不管自己经历过什么，都给你最温厚一面。

我也珍爱那些对这个世界说情话的年轻人，生理上的或者心理上的年轻人。TA就是相信，只要善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必然不会亏待TA；TA如果用画笔用想象，把这个世界打扮得五彩斑斓，这个世界，就必然不是荒凉一片。

这个世界，在大火、地震、山洪和杀戮中，还能让人愿意停留下去，就是因为这些说情话的人吧。

这些说情话的年轻人，真是亏待不得，他们就像蒲公英，最娇柔的相信，在稍纵即逝的春光里，最深挚的热爱，藏在转瞬天涯的年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