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初夏的夜晚，夜已很深。

　　父亲走入他极少涉足的我的房间，似乎是漫不经心地浏览着书柜，又坐下来，顺手折叠起胡乱堆放的衣袜。“下个月，我不去上班了。”他说。

　　当时天气凉爽，灯光下飞舞着烟尘。我低着头，凭直觉我确信父亲那时也没看我──我们已习惯以这样的方式交谈──然而一下子我非常沉重：对于我，唯一的儿子，父亲老啦！

　　在儿子的年代里，起初父亲是一种图腾，是无道理可言的存在。直到我领出薪水，每个月在母亲面前骄傲一次。此后，儿子和父亲似乎陌生起来，不可能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一致的意见了。儿子有了儿子，儿子就成父亲。一次，再次，有什么办法呢，父亲嘛，做儿子的都这么说。父亲嘛，终归是父亲。

　　“代沟”，“审美差异”，“文化背景的不同”，诸如此类，谎言重复一千遍便成了“真理”。

　　我无法在此展开父亲的一生，天资聪颖，弱冠丧父，为人正直却又饱经沧桑什么的，甚至于旧影集间泛黄的风流倜傥，以及40年后仍归故里为我指点江山时的那种愉悦之情，以反证上述结论。对于我，对于任何人，父亲都还不是大钟稀声、大象无形的。

　　记忆中，除了我能把字写得更整齐一些之类委婉的说法以外，父亲几乎很少指诘我什么。他总是先和我风马牛地谈着，不知不觉就叨入了正题。我学写作不久为他觉察，他笑着劝我再读一些书。“除了，你没什么经验可写，对不对？”他说他家中的每个房间，包括厨房、厕所都置上一盒唾手可得的烟、却不免使我有隙可蹈。他又只是说“等你赚钱吧，现在太早，是不是？”等到我第一次领回薪水，他便出现在我房间里，伸出手来：“表示一下你对家庭的责任，行不行，数额由你定……”

　　父亲就这么和我着。我们渴望了解却时时逃避，沮丧而又欣慰。

　　事实上，很难说清父亲和我之间有过什么。更多的时候，我们像其他父子那样，极少交谈，有时几天都没有一句话。但除了血缘和责任以外，我总隐隐感到有些什么把我们牵连在一起。

　　我们一样又不一样，父亲会一边把书扔向床上躺着的我，一边为狄更斯的那种幽默开怀大笑，我却莫名其妙；我高唱著名的流行歌曲，他却认定不过是高分贝嗓音而已。有一阵子，金庸的书叫我废寝忘食。父亲总在我睡后挑灯偷读，次日又总说胡闹，却时不时问及何以只借上册，中册和下册又安在，害得母亲老抱怨这些破烂弄脏了床单。可是，只要乒乓大赛关键的几个傍晚，回家我总能掌握最新消息，四分之一决赛对阵形势及中国球员的状态皆在一小纸片上；同样，父亲烟柜中若库存减量，商业系统的几个当频频接到我的求援急电。

　　我们无时不在交谈。我们珍惜长期的共同造成的默契。我们是寡言的，我们不说废话。我知道，如果必要，我们可以在椅子上坐下来，吸烟喝茶。情人的幽会、卫星现场直播……统统取消，坐下来，作一次促膝长谈。

　　“说说看。”父亲习惯了这么结束他的话。点起烟。“说说看，你是怎么考虑的呢？”

　　面对一个觉得你已有所考虑并准备认真听取的父亲，你有什么可说，又有什么不可说？我一生的自信此其时，长大成人此其时，发誓学习尊重此其时。

　　至今我还记得12岁那年父亲为我编辑的德黑兰亚运会剪报，13年来我无穷无尽地藏书，未发现出其右者，们的来信随读随揉，父亲的3封家书我存留着。对于父亲，这都是秘密。也是一个初夏之夜，父亲跟我讲起死亡的方式。他说不想给别人添麻烦，还说骨灰要撒在江里，全部撒光。他说，照例不看我，直视满天星光，仿佛回忆着一生中最为的往事。你去撒，全部撒光。他又说。

　　这样的父亲，足以使所有的儿子眼睑潮湿，然后把话从心里拿出来，一句一句说，轻轻地说，以示我们难言的恩情，以献给他──我的永远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