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先天瞎，13岁跟一个老瞎子学艺，学了10年，后来独自闯江湖，坐在墙根底下给人算八字。碰上红白喜事，就抱着一把月琴过去，唱一些好词儿夸人。因为父亲能即景编词儿，每次拿的“红包”都比别的瞎子多。

　　父亲23岁那年，跟母亲结了婚。母亲是个哑巴。据老人们讲，母亲长得不俗，樱桃嘴，柳叶眉，拖着一根过胸的大辫子。

　　第二年，我出生了。

　　1975年4月的一天，父亲去赶一趟结婚酒，拉着月琴正唱得欢时，忽然一根琴弦“嘣”地断了。他沉默了一阵，“哇”的一声哭了。这一天，母亲上山砍柴，被毒蛇咬了，硬撑着回来，急着从祖母手里接过我喂奶，喂完奶，便一头栽倒在地上再没有起来。

　　母亲入葬后，父亲在坟前守了两天两夜。第二夜下半夜，村里人忽然听到疾风骤雨般的月琴声和撕心裂肺般的哼唱声，原来是父亲在唱《悼菊儿》。菊儿是母亲的名字。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不时坐在老屋前的槐树下弹唱着《悼菊儿》，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些句子：“菊儿呀你好狠心，为何留下我一人？瞎子我呀恨不能，陪着你进土坑……”

　　父亲仍干着以前的营生。他的拿手节目是《悼菊儿》，但并不常常表演，碰上丧事的时候，才唱上一段两段，唱的人和听的人都哭成泪人儿。

　　大约五岁的时候，我开始跟着父亲早出晚归地赶酒，我成了他的“”。办喜事的人家特别照顾我们爷儿俩，常常打发最好吃的菜给我们，挂的“红”也特别多。

　　父亲一直待我如心头肉，但我7岁那年，他却狠狠地打了我一顿。那一年，我到上学的年龄了，但我死活不肯去读书。他刚开始还和颜悦色的，谁知我油盐不进，他火了，厉声叫我跪在地上，然后举着竹棍子没头没脑地朝我打，打累了，他将我搂在怀里，边哭边说：“你也要像我讨一辈子饭呀？你身上一点也不缺，要做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

　　因为那场打，后来，我读书很认真，成绩也不错，但这并未改变一些同学把我视为“另类”，他们编顺口溜挖苦我：“爹瞎子，娘哑巴，生个儿子是叫花子……”

　　我实在忍不住了，一天放学的路上，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捡了一根小棍冲进了一群同学之中，狠狠地抽在一个孩子的脸上。

　　当晚，那家人冲到我家兴师问罪，平时胆小怕事的父亲变成了野兽，扬言要跟人家拼命。看到这个架势，对方悻悻地走了。我以为父亲会找我算账，可没有，他拉着我的手说：“你做得没错！恶狗，你不给它一点颜色看，它就会咬你……但是，有时候你可以绕道走的！”我记住了父亲的话，从此之后，见到那几个同学，我远远地避开。就这样，我在一个孤独的环境中读完了小学、初中，考上了县城的高中。班上同学的父母，要么是县城里的干部，要么是老板之类的人物，惟有我的父亲，却是个整天抱着把月琴跑江湖的瞎子，父亲一下子成了我心中的耻辱！

　　高一第一学期的一天，我正在上课，忽然看见父亲就在窗外，拄着那根讨厌的棍子，背着一个又黑又大的蛇皮袋，正静静地倚在栏杆上出神地“看”着教室的方向。我好几次想起身出去，但每次都止住了。

　　教室里掠过一阵交头接耳的声音，显然不少人看到了父亲，我真地上突然裂开一个大洞，让我掉下去。我索性闭上了！突然听到老师叫我的名字，我抬起头，他刚从门外进来，很客气地对我说：“你父亲找你！”

　　我抓着父亲的竹棍子快步逃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我几乎吼着对他说：“你来干什么？”他一边卸那只蛇皮袋子，一边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来看看你……”说完像以前那样伸手在我脸上摸，两个深陷的眼洞里热泪直流。我粗暴地推开他的手：“摸什么摸？这是什么地方！”父亲笑着说：“孩子都长大了，怕羞了！”他蹲下身子翻蛇皮袋子，翻出油炸红薯片、盐煮花生。

　　我无心听父亲的絮絮叨叨，几乎将他“推”出了校园。他叫我去吃碗面，我谎称下节课要考试，他连忙说：“那你赶紧回去，耽误了考试可不行。”我正准备抽身跑，他又喊住了我，哆哆嗦嗦地从贴身的口袋里摸出了一个黑布包，拿出叠得整整齐齐的一块、两块的零钱，塞到我手里。

　　我接过钱转身跑开了，走到校门口时，忍不住回头看了父亲一眼，只见他拄着竹棍在马路上艰难地走着。他是第一次上县城，我真不知道他是如何摸到学校里来的，又将如何摸回去，但我还是残忍地一扭头走了。

　　1992年6月，再有一个月我就要参加高考了，父亲却死了。

　　父亲那天去赶一场酒，回来时天气突变，雨下得很大，引发了山洪，将距我家不远的一条山溪上的桥冲塌了，父亲一脚踩空……尸首是第二天在10公里之外的河里发现的，他手里还紧抓着那把月琴。

　　因为父亲猝死，我理所当然地辍了学，于1993年春节跟着一帮老乡去了深圳。临走的前夜，我到父亲的坟前，将那把月琴烧给了他。我不在家的日子，他只好一个人自弹自唱了。

　　来深圳后我很少回家，祖母死时我回去过一趟，父亲的坟快塌了，我重新填了一下土，立了一块碑。今年春节，我带着老婆孩子又回去了一趟，因为孩子可以开口喊“爷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