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内的很多纪录片创作者是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所有的资金设备都是由电视台出资的。而西方很多节目都是私人电视台或个人制作的，这本身就涉及到经济利益的问题。如《最后的山神》、《布达拉宫》、《从化古民居》从制作上体现的是编导个人的风格，但它是由电视台出资的，所以编导对能不能实现“利润”“卖出去”并不感兴趣，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个性化创作。如果实现了纪录片成本的商业化，自然也就决定了对节目也可以实行商业化的运作，以实现收益的最大化。比如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频道制作的节目，投资就非常大，一般每期节目的投入都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这些高投入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效益，这些节目除了在世界各地播出外，还被刻录成光盘，销往世界各个角落，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一家音像店买到这些节目。目前纪录片虽然不能被称为主流节目形态，但已经名付其实地成为了一种商品。

　　十、与国际接轨

　　中国纪录片要走向市场、走向世界，就必须要走国际市场。走国际市场就必须了解国际社会需要什么?什么样的纪录片能打入有关国家，用什么方式拍摄纪录片更受欢迎等。

　　美国新闻集团下属的新西兰自然历史制作公司总经理史达民透露，我国一家影视制作机构曾付出巨大人力、物力，在四川卧龙大熊猫保护区拍摄了长达200个小时的素材，却不知道该如何编辑和发行。最后，史达民所在的公司将该素材改编成《大熊猫“换养”记》，讲述中国专家帮助习惯于养活一个孩子的大熊猫妈妈养第二个“儿子”的有趣故事，获得了成功。还有一名外国片商，在点评中国人制作的纪录片时说，“中国纪录片虽然在拍摄的角度、人物感情和细节的表达上有独到之处，但往往只是思想性强，故事性弱，节奏缓慢，观赏性比较差，很难迅速吸引观众，因此也就难以进入世界市场。他还称，他们购得的中国纪录片，往往要重新剪辑、组接，增强了故事性后才在他们的频道上播出。正是这种“中国材料、海外编导”的方式才使中国纪录片走了向世界。

　　这件事告诉我们，尝试与国际合作，应该是个与国际接轨的好办法。所谓国际合作，就是在共同承担制作费用的情况下，共同制作电视纪录片。也有由外方出资，我方拍摄，利益共享的拍摄方式。不管采用哪一种方式，都是宣传中国，都是了解和学习外国的电视纪实艺术。在这里，中西方不同的创作观念与创作方法在一起交汇;不同的文化意识和思维模式得到碰撞。可以说，国际合作本身，就是中国纪录片走向市场、走向世界的一条捷径。中国纪录片的商业化运作，不仅仅是把纪录片变成商品，更有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增进民族了解的意义。

　　纪录片不像新闻节目，是一种“易碎品”，制作纪录片收回成本需要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纪录片作为一种高品位的视听文化产品，在国际化的市场环境中将会蕴含着无限的商机。在去年的四川电视节上，国内电视机构向境外输出的节目量达到了5百多万美元;去年的上海电视节，也有3百多万美元的节目输出量，可见纪录片营销的前景无限。现在自然类和动物类纪录片，已经成为中国内地输出节目的主要片种，环保类和人文类也开始大面积向国外辐射，一个充满艺术芬芳和无限商机的中国纪录片大市场，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呈现在世界面前!一位资深的国际纪录片专家在了解了中国纪录片创作队伍的情况后叹道：“中国人的这种热情和欲望(指纪录片创作)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专业人士无法做到的。”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纪录片创作已经或者即将具备跻身世界纪录片创作之林的实力。我们应当清楚地看到：面对整个世界，中国纪录片眼下不缺乏热情和勇气，缺乏的是清醒的发展路线，以及由这条发展路线引发出来的理智、秩序和精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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