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扉美文

在我们村的北面，挨着灌河边上，有条约八百米长的街道，算算也有近百年历史了，在方圆几十里内还是有点名气的。这条街上，是周边及灌河对岸几十个村庄几万号人赶集、进行农产品交易的集贸市场。在这儿，有个约定俗成的习惯，每逢单日是人最多的时候，老百姓称之为"逢集".

一进入腊月，我家门口的集市就热闹起来了，戴着狗皮帽的老汉、围着头巾的妇女、背着蛇皮袋子的中年人，在街上不停地穿梭着，采购各种年货，车铃声、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落，在凛冽的寒风中荡漾。赶集的人很多，推车的，挑担的，挎篮子的，牵牲口的，卖糖球的，卖年画的，卖鞭炮的，玩杂耍的，卖狗皮膏药的……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在这条街上住了十几年，商贩的叫卖声和赶集人的喧闹声，陪伴我走过了童年和少年，自己也算得上是"街上人"了。

在农村，"街上人"与"乡下人",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区别的。怎么说呢？"街上人",地少，除了农忙，多数时候，是上午看摊子做点小生意，下午下田干些农活。而"乡下人",地多，一年到头都在跟土地打交道，只是在逢集时，偶尔提些从河里捞来的鱼虾，或自家田里种的瓜果蔬菜，或自家散养的鸡鸭和鸡鸭蛋等农产品，换些零花钱，剁块肉、扯块布或买些必须品。

当然，到了县城，我们自然又被城里人称着"乡下人"了；要是到了上海呢，就连生活在县城里的"城里人"自然也会成为"乡下人"的。实际上，"乡下人"与"城里人"的称谓，就像南方人与北方人一样，只是相对而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同你在不同的位置上，身份就会跟着改变，称谓自然也会不同，道理就这么简单。

那年头，无论住在街上，还是身处乡下，本质上都是农民，生活上并没有多大差异。手头好一点，家境宽裕一些的，也就那几户数得着的，有祖传手艺和家业的大户人家。

在乡下，但凡有点文化或见过世面的人，都被尊称为"先生".如：教书的老师、看病的郎中、德高望重的老人等等。"方记药铺"的方老先生算是其中一位了，博古通今，知文纳理，家大业大。他们家不仅有明清传下的中药铺，还有青砖碧瓦的四合院，四世同堂，安居乐业，一家老小几十口人，在一个屋檐下舒适安逸地过着太平日子。

在我的印象中，方老先生为人谦和，满头青丝，一脸仁慈，留着长长的山羊胡子，戴着两片圆圆的老花镜，平日里总穿着长袍大褂，说话声调不高，走起路来不紧不慢。方老先生的精湛医术，在周边的十里八乡，是出了名的，不管是什么疑难杂症，经他把脉开方，顶多三五副中药，不能说手到病除，但十有八九能见效好转的。他们家门口，常常会排着长长的队伍，等着看病抓药。

小时候，我们一帮孩子经常会翻越墙头，进入他们家的院子里，玩躲找（捉迷藏）游戏，方老先生却也不怒不恼。碰到老先生或家人高兴时，还会得到一粒糖果或半块中药桂皮什么的，让我们这些饥肠辘辘的孩子们解解嘴馋。方家大院，自然也就成了我们这些玩皮孩子经常光顾的地方。但也只能在院子中央的花园中玩耍，屋里头是进不去的。

据爷爷讲，方老先生原先可不是这个样子的，不仅为人小气，待人刻薄，而且根本就瞧不起穷人。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会不生病呢？况且，都是些经常吃上顿没下顿、营养不良的穷苦人。方老先生具有很现实的功利思想，给穷人看病，从不怜悯，没钱就得给粮给物。否则，就算你只剩下一口游气，也甭想让他出诊看病的。在方家，人人都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多少年了，没人能从他家讨半点巧，占上半点便宜的。他们家始终是关门过日子，他家那幽深的后院，除他家的至亲好友外，是很少有人能进得去的，似乎很神秘呢。

方老先生共有妻妾四房，除老大明媒正娶外，那三房，其实都是他的弟媳。说起这事，还得追溯到解放以前去了。当年，日本鬼子与中国军人在上海进行了一场大战。上海陷落后，日本人气焰更加嚣张，杀气腾腾，逆江而上，一个月后，南京沦陷。日本鬼子在南京城内下毒手，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几十万同胞丢掉了性命。江南从此不再太平，苏北也陷入了熊熊的战火之中。

我们那个地方曾是古黄河的入海处，也是灌河下游的出海口，到处是盐碱地，田荒地贫，资源匮乏，人口稀疏，交通不便，算不上战略要地。且东边临海、北边有河，南边无路，到处都是无边无际的芦苇荡和茫茫的滩涂湿地，加之陈家港一带，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十分活跃，日本鬼子和汉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未敢轻举妄动。

不久，灌河对岸被小日本占领，不时会传来枪炮声，偶有几颗小炮弹，划过夜空，在灌河堆上或芦苇荡里"轰隆、轰隆"炸响。刚开始，人们还有些胆战心惊的，躲在屋内，不敢出来随意活动。时间久了，精神上就会变得麻木，人们对这些已没有多少恐惧感，依旧耕种着自家的田地，照样忙碌着自己的事情。方老先生一家呢？按部就班，照常打理着他的"方记药铺".

方老先生，排行老大，下有三个弟弟。在我们乡下，自古就有手艺"传男不传女，传大不传小"的地方习俗，方家世代的中医祖业自然传给了老大。长子为父。父母过世后，方老先生理所当然成了大当家的，忙里忙外，肩负重任，既要守住祖上的家业，又要传承家族的祖业。

在方家，有明确的分工：老大坐诊看病，老二按方抓药，老三采购中药，老四挂号收费。没过几年，长大成人的老四也娶了媳妇，有了家室，有了孩子，一家人不一乐呼，倒也相安无事。人们常说：天有不测风云。可哪个又能想得到，人丁兴旺，家大业大的方家会摊上大事呢。平静安逸的生活，富裕清闲的日子，被无情的战争，弄得支离破碎，方老先生一家从此再也没有消停过。自打那以后，街坊们发现，方老先生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变得乐善好施，变得和蔼可亲了。

那一年春天，老三冒险去江南采购药材，返回途中在江阴码头遇上了一队日本兵，那几个鬼子和汉奸，硬说他是新四军里的人，偷着为苏区的新四军伤员运药的，弄得江老三有口难辩。最终，药材被抢走了，人也被逮进去了，结果是人财两空，惨遭杀害。打听到这一消息时，事情已经过去好多日子了，全家人捶胸顿足，悲痛欲绝。

真是祸不单行。当年夏天，忙碌了一上午的老二和老四，吃过中饭后，在堂屋过道上，光着大膀子午睡。说来蹊跷，也真是有点邪门了，河对岸的一发迫击炮弹从天而降，穿过方家房顶，不偏不邪，正好落在床边上，兄弟俩再也没能从睡梦中醒来。

老三一去不归，老二、老四也走了，全家上下，顿时乱作一团。失去丈夫的寡妇，整天哀声叹气，哭丧着脸；少了父亲的孩子，东屋串到西屋，天天哭喊着要大大；往日热闹的药铺，因缺少人手，也失去了的生机，勉强地维持着。面对窘境，方老先生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如果让三个弟媳改嫁他人，这年头家家都饥寒交迫，吃了上顿没下顿，眼睁睁地看着她们带着孩子受罪，于心不忍。再说了，孩子可是方家骨肉、方家的根啊！思虑再三，无奈的方老先生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将三个弟媳全部纳妾收养。说是纳妾，实际上只是供养，并未真正圆房。

然而，在数年后的"斗私批修"中，年逾古稀的方老先生，为这事，还是没少挨红卫兵小将的揪斗。戴过高帽子游过街，挂过牌子示过众，站在台上挨过斗，受尽了屈辱，吃足了苦头。好在，方老先生后来还做了些善事，积了点阴德，免费给村里的穷人治过病、抓过药，这些受过恩惠的穷苦人帮着说了好话，才被放过一马，保了一条老命。

经过再三折腾，方家已大伤员气，加上方老先生年老体弱，家境已大不如从前。妻妾之间，为了鸡毛蒜皮小事，开始争吵；兄弟姐妹，为了争夺财产，拳脚相加。那段日子，方家是鸡犬不宁，后院内不断传出，吵闹声、叫骂声、撕打声，此起彼落，影响着四邻。平静的日子再无安宁，往日的和睦一去不返了。

"文革"终于结束了，经过十年浩劫，人们激情耗尽，身心疲惫。卧病在床的方老先生，自知时日不多，便向全家人交待后事。先是从枕下抽出两本早已发黄的线装手抄旧书，对长子方志远说，这是方家祖上传下来的医书，弄懂了它，不论什么世道，走遍天下都不愁没饭吃。从方老先生的眼神中，不难看出，方家的祖业和希望，寄托在方志远身上了。然后，又让人从床下拉出一个落满灰尘的红木箱子。打开后，里头竟然装着好多根闪闪发光的金条，众人惊呆了。

方老先生沉重地对妻妾们说，这些都是方家人祖祖辈辈好几代人行医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财富，有不想继续留在方家的，就拿两根，带上孩子自谋生路，可以改嫁，但不能改姓。三个弟媳妇，相互对视一眼，毫不犹豫地伸出了双手。唯独志远娘站着那儿，神情凝重，抹着眼泪，不言不语，一动不动。

家分了，人散了。那个冬天，格外的寒冷。心力交瘁的方老先生未能挺过那个年关，犹如一滴水永远在消失在岁月的沙漠中。人死不瞑目，到底是不甘心，还是放不下？反正，方老先生过世时，两眼睁的溜圆，人们想了很多办法，最终还是没能让他合上双眼。

清代王永彬劝世之作《围炉夜话》中有这样一句诤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可知积善以遗子孙，其谋甚远也。意思是说，人生在世，多做善事，必然会遗留给子孙后代德业和福泽。因为一个人生前多行善举，受到恩惠和帮助的人就会感激他，敬仰他，自然就会对他的后代友善，当他的后代遇到困境时，受到恩惠的人多会施以援手。而生前不顾别人死活，处心积虑地追逐名利，必然会祸及后代。因为别人会因他的不义，产生不满，当他的家人和后代遇到困境时，不但不会去帮助，反而会幸灾乐祸，落井下石。可见生前不以敛财、权势为重，而积德行善，是给子孙后代留下的最好的财富，也是一种深谋远虑的做法。

因果报应，人人都懂，可到了生活中，又有几个能放得下眼前利益呢？世事沧桑跌宕，又有谁能预见到自己的未来呢？老人常说：人生真的很累，现在不累，以后会更累；人生真的很苦，今天不苦，明天会更苦。唯累过，方得清闲；唯苦过，方知甜蜜。

被寄予厚望的方志远，小时候是在优越的环境里长大的，从没吃过苦，从未受过累，是全家的"掌中宝",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他却养尊处优，优哉游哉，过着衣食无忧，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倒油瓶不扶的奢华、懒散生活。俨然是个扶不上墙的主儿，这样的人当然是成不了大器的。

曾是"富二代"的方志远，医术不差，刚开始时尚能坚持坐诊，但没过多久，就很难见到他的身影，不是在睡懒觉，就是在赌桌或酒桌上。因赌博成瘾，嗜酒如命，不务正业，坐吃山空，使原本非常富有、令人羡慕的家庭，一步步走向衰败，最终未能守住家业，传承好祖业。没过几个春秋，神秘的四合院就换了主人，古老的药柜没了踪影，祖传的医书也不知去向。那个曾经兴旺发达的方家，那些繁华热闹的景象，那种阔绰的日子，都已经远去了，再也找不回来了。

有位哲人曾说过："一个人，无论家境多么奢华富有，欲成大器，非寒苦而不可得。"想想方家的往昔，再看看方家的今朝，不免让人平添一份怅然。

那一年，我回乡探亲，在街东头供销社门前看见了方志远。身躯佝偻，病病怏怏，邋邋遢遢，穿了件褪了色的旧棉袄，打着多块补丁，露出了许多败絮，蜷缩在墙根下，晒着太阳。冬日的阳光照下来，瘦弱的影子投在地上，有点淡，有些虚。他伸手接过我递过去的一根香烟，憔悴地眯起双眼，一脸茫然地打量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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